厦门大学民间历史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网站、“民间历史文献资讯网”公众号（crlhdxmu）相继刊发了杨国桢教授主编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10卷）的总序和各卷绪论。本刊网站经作者授权，转发如下，以飨读者。
第一卷《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为杨国桢教授撰写的研究集成式的著作，其主体是2010～2015年间杨国桢教授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对海洋文明与海洋中国基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一部分为调研报告或相关论文、演讲、发言和访谈。其余九卷皆为专题性研究，以青年学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后经不断修改、补充，方呈现貌。各卷如下：
第一卷 杨国桢著 《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
第二卷 周志明著 《16-18世纪的中国历史海图》
第三卷 余 丰著 《厦门湾的崛起》
第四卷 王 昌著 《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
第五卷 涂 丹著 《香药贸易与明清中国社会》
第六卷 史 伟著 《清代郊商与海洋文化》
第七卷 李 冰著 《明清海洋灾害与社会应对》
第八卷 张雅娟著 《清代嘉庆年间的海盗与水师》
第九卷 陈 思著 《台湾传统海洋文化与大陆》
第十卷 王 潞著 《清前期的岛民管理》
杨国桢：《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总序
自从1996年启动《海洋与中国丛书》编撰计划，到2016年《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10卷）出版，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和他的海洋史研究团队开展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整整经历了三十年，共出版了三十本书，共计983万字。“展开海洋视野，敞舒海洋胸怀，挖掘海洋信息，探讨海洋成败，复忆海洋过去，关注海洋未来，重塑中国海洋文明，迎接全球海洋时代！”这是《海洋与中国丛书》封底打出的旗号。今天看来，也并不过时。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10卷）有志为此做基础性的学术累积。为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10卷）梗概，将这套书的总序发表于下，以嚮读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洋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有力地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海洋权益的凸显，海洋意识的提升，中国海洋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体现。西方推动的现代化依赖海洋而兴起，海洋文明成了现代文明的象征，随着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西方大国不断对海外武力征服、殖民扩张，海洋文明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工业文明的历史符号。20世纪，海洋文明又进一步被发达海洋国家意识形态化，他们夸大“海洋——陆地”二元对立，宣扬海洋代表西方、现代、民主、开放，而大陆代表东方、传统、专制、保守。在这种语境下，海洋文明的多样性模式被否定，中国的、非西方的海洋文明史被遗忘，以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相信：中国只有黄色文明（农业文明），没有蓝色文明（海洋文明）。直到今天，还严重制约我们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
文明是人类生活的模式。文明模式的类型，一般可以按生产方式，或按经济生活方式，或按精神形态或心理因素，或按社会形态来划分。我们按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把人类文明划分为农业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三种基本类型。现代研究成果证明，海洋文明不是西方独有的文化现象，西方海洋文明在近现代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并不等同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海洋文明。海洋文明也不是天生就是先进文明，有自身的文化变迁历程。濒海国家和民族的海洋文明表现形式不同，都有存在的价值。海洋文明是人类海洋物质与精神实践活动历史发展的成果，又是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树立这样的海洋文明观念，是理解、复原人类海洋文明史，提出中国特色海洋叙事的基础。
不以西方的论述为标准，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明史。中国海洋文明存在于海陆一体的结构中。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华文明具有陆地与海洋双重性格。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同时包容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共同体。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弘扬海洋文明，不是诋毁大陆文明，鼓吹全盘西化，而是发掘自己的海洋文明资源和传统，吸收其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为推动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内在的文化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提出的历史研究大题目。只要中华民族复兴事业尚未完成，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就一直在路上，不能停止。
中国海洋文明博大精深，留存下来的海洋文献估计有近亿字，缺乏全面的搜集和整理；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海洋史学，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中国海洋文明的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还在起步，缺乏深厚的文化累积，中国的海洋叙事显得力不从心，甚至矛盾、错乱。在这种状况下，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任重道远，不能松懈。面对这个现实，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呼吁开展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主编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做了奠基的工作，但距离研究的目标还相当遥远。
2010年1月，在我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开题报告期间，教育部社科司领导和评审专家希望我做长远设计、宏大设计，出一个精华本，一个多卷本，一个普及本。于是我设想五年内主编一本40万字的精华本，即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一个多卷本，即《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10卷），250万字，已经申请获批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并列入创办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的规划,得到厦门大学校长基金的资助；一本20万字的普及本，后来取名为《中国海洋空间简史》，将由海洋出版社出版。精华本由该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编写，他们都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多卷本和普及本则由年轻博士和博士研究生撰写。目前这项工作进入尾声，三个本子都有了初稿，虽说修改定稿的任务还很繁重，总算看到胜利的曙光。
最先定稿的是这套10卷本。策划之初，考虑到编写中国海洋通史的条件尚未成熟，如果执意为之，最多是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具学术创新的意义，故决定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在《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基础上，扩大研究领域，继续进行深入探讨。由于中国海洋文明的议题广泛，涉及众多领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的团队实际上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进有出，人力有限，一次5年10册的规模便达到了极限。因此，研究必须细水长流，以后有机会还会延续下去。
由于专题研究需要新的思路、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资料，投入与产出性价比低，许多人望而却步。而在那些善用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追求“短平快、高大全”扬名立万的大咖眼里，这只是个“小儿科”，摆不上台面。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有志者付出更大的努力。所幸入选的9位博士年富力强，所领的专题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驾轻就熟，且先后所花时间长则8年，最短也有4年，尽心尽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不断充实、修改，终于交出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至于各个专题是否都能体现学术研究“小题大作”的精神，达到这样的高度，有待读者的评判。
杨国桢
2015年9月23日于厦门市会展南二里52号9楼寓所
1、杨国桢/《海洋文明论与海洋中国》前言
本卷是一本研究集成式的书，其主体是2010～2015年间我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对海洋文明与海洋中国基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一部分是在此期间所写的调研报告，此时或稍早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演讲、发言和访谈。内容涉及三个方面，第一篇“海洋文明论”属于基础理论研究，试图从对海洋人文社会学科兴起的梳理，了解不同学科使用的概念分析的工具，在进入海洋领域后是如何调适的，为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立足历史学科，又有序地与相关学科领域实现对接、融合、互鉴，提供合适的概念和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第二篇“历史的海洋中国”属于海洋史研究，切入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补充论证，既有全景式的综述，并第一次提出以海洋为本位划分中国海洋文明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又有具体个案的探讨，选取几个历史节点的典型事例，分析历史上中国的历史选择。这项研究博大精深，永远在路上，这里所做的仍是学术积累的工作，希望能为后来者前行铺路。第三篇“现代新型海洋观”属于当代研究，试图运用多学科“科际整合”的方法，从全球海洋的高度，观察海洋文明在现代的转型，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海洋发展三十多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把握长期趋势，表达新海洋观的理论建构。
作为中国海洋人文的追梦者，在苦苦寻觅多年后，在世纪之交的时间节点上与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机会相遇，是我的幸运。我敢为人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为海洋强国疾呼，先后提出“海洋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若干建议的提案”（1998年九届一次会议第1034号提案）、“关于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的提案”（2001年九届四次会议第2220号提案）、“关于尽快整合海洋管理资源统一海洋执法机制的提案”（2007年十届五次会议第0769号提案）、“关于提升政府处理海洋事务职能的提案”（2007年十届五次会议第2244号提案），以及“全面关注中国的海洋权利和利益”（2004年十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材料第53号）、“为早日制定中国海洋基本法建言”（2007年十届五次会议大会发言材料第620号）等，有的已经实现，有的正在进入国家立法的议事日程。如何把中国人在伟大海洋实践中的文明创造提升到理论高度，是海洋文明应用研究的任务。海洋文明研究涉及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具有长时段观察手段、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优势，在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中可以起到引领的作用。
领导的重视，“学术朋友圈”师友们的鼓励，是我学术追求和学术担当的巨大动力。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指点、支持和帮助，弥补我海洋人文知识结构的短板，激发我打通历史研究与当代研究连接的企图心，要完成它也是难以想象的。
我无法忘怀2010～2011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是中国新海洋时代到来前的关键时刻，在南方小岛上的厦门大学为潮流涌动呐喊，掀起一股筹办南方海洋研究中心的热潮。2010年1月16日，时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的朱之文同志和校长助理、校发展规划办主任叶世满同志来到我家，垂询学校在海洋问题上应如何有所作为，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我提出的整合厦门大学文科面向海洋、面向东南亚的学术力量，建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的设想表示赞赏，并邀我参加学校南方海洋中心筹备领导小组，共襄盛举。在21日举行的筹备组会议上，他提出视野要宽，站位要高，以服务国家需求、国家战略为目标，把海洋发展理论、海洋权益、海洋法律、海洋历史文化（包括南洋问题、台湾问题等）、海洋综合管理、海洋人才培养等人文领域纳入海洋大平台的规划中。他强烈的海洋意识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气魄使我深受鼓舞，会后我在人文学院周宁院长、贺昌盛教授的协助下，三天内赶出一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暂名）的论证报告。6月8日，朱之文书记、叶世满校长助理又到我家，嘱咐我进一步修改完善，提出建设规划。7月3日在海洋中心筹备组会议上，朱之文书记表示海洋人文社科研究投入少，行动快，可先启动，经费可先支持。我随后向各地朋友请教，提出建立“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的请示报告。在他的持续关注下，研究中心于2011年1月获准成立，开始筹办“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高端论坛”。我把这一信息用电子邮件向海内外朋友们报告，获得广泛的回响，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局纪委书记周茂平，福建省委原书记陈明义、省委秘书长叶双瑜、副省长倪岳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陈高华、张海鹏、刘庆柱、陈祖武，荣誉学部委员刘楠来、张椿年、郭松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李红岩，中国科学院院士苏纪兰，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清华大学教授刘北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文海、王思治、厐中英，首都师大教授郝春文，南开大学教授魏宏运、冯尔康，天津师大教授侯建新，武汉大学教授朱雷、胡德坤，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葛剑雄，中山大学教授陈春声、刘志伟、吴义雄，南京大学教授范金民，上海师大教授苏智良，扬州大学教授周兴国，山东大学教授陈尚胜，河北师大教授王宏斌，安徽师大教授王世华，南昌大学教授陈东有，江西师大教授方志远，福建师大教授谢必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庆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科大卫，香港校友陈佳荣，台湾中硏院海洋史中心研究员陈国栋、台南成功大学教授郑永常，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宋怡明，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滨下武志、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森正夫，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刘宏，韩国海洋大学校国际海洋问题研究所所长郑文洙，旅美台湾学者汤锦台，不吝来信来电回复赐教，指出“只要有海洋经济的存在，就一定有海洋文明的出现”，“泱泱大国，海域辽阔，决不可没有对于中国海洋史的研究；而作为研究历史的学人，亦不可听任一些对历史研究毫无素养的人每发奇谈之论”，期待有所作为，并以搭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平台的构想“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大手笔、大部署，非翻海才、射雕手不能为”，“今以大有为之年，复与同道恢弘志业、更创新基，令人良多感佩”等语相激励，令我万分感激。这一年，我还承接了台盟福建省委会委托项目《深化海洋文化交流，加强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信息中心委托项目《包容性发展与现代海洋发展观研究》，撰写调研报告。朱之文书记于是年8月调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后，朱崇实校长继续予以支持，并在2011年11月11日在厦门大学成功举办了“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高端论坛”。邀请到的大家名宿，都是一时不二之选。我把论坛中的大家宏论编为本书的附录，意在传播那个年头我们这一群人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列，曾经共同努力过，呐喊过，让历史不要忘记这段“老骥伏枥”的中国故事。
人文学科成果的质量依赖学者长期的学术积累、文化自觉和个人体悟。周宁先生说过“一等学问出概念，二等学问出结论，三等学问出史料”的话，值得我们深思自省。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思想，且随着时局变迁而发展变化。我们的思考有其局限性，反映那个年代的水平，打下那个年代的烙印。不改初衷的是，我们将继续努力，从中国海洋文明史的整体和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需求出发，思考继承弘扬中国海洋文化优良传统，提升国家海洋软实力的方向与方法，为建设现代海洋文明服务。
在本书交稿之际，我还要感谢厦门大学副校长李建发、叶世满、詹心丽、社科处和人文学院以及各地师友的关心支持，还要感谢时刻在身边支持我的伴侣翁丽芳，她的聪慧她的睿智，她的坚定她的牵挂，给我奋进的力量。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一定会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用心呵护你、陪伴你、照顾你。本书初稿完成后，几经删削，博士生王鹏举、刘璐璐、王小东、陈辰立协助我做了修订校对工作，选修“海洋史学术前沿追踪”学位课程的2014年级人文学院、南海研究院的博士生，也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杨国桢
2015年中秋
2、周志明/《16-18世紀的中国历史海图》
内容简介：
16－18世纪的中国历史海图蕴藏着大量的海洋文明信息，它可以告诉我们帆船航海时代船舶如何判定航行方向、如何确定航行位置、如何计算航行里程、如何预测并规避飓风；它可以让我们直观地看到某一历史时期主要航海贸易港口和往来航线变迁等航海文明信息，以及朝廷沿海防御哨所布置及其防御战略信息，等等。
本书在搜集16－18世纪中国历史海图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帆船航海时代的航路定向、航线计程、船舶定位、占风避风等航行技术信息，并从航海图中各条航线出现、变化和消失中反向推断海洋社会群体的生存发展空间变迁，从海防图和海疆图的标注信息中推断官方开发、利用和管控海洋空间的变迁，并就海洋空间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初步思考。
作者简介：
周志明，男，福建宁德人，2010年获得厦门大学海洋史学专业博士学位。曾发表过《中国古代“行船更数”考》、《〈顺风相送〉与猫里雾考》等文章10余篇，作为第二作者的《中国古代的海界与海洋历史权利》一文于2010年被《新华文摘》转载。
目录
第一章 绪言……1
第二章16—18世纪中国历史海图典藏管窥……15
第一节16—18世纪中国历史海图定义……15
第二节16—18世纪中国的航海图……24
第三节16—18世纪中国的海防图……59
第四节16—18世纪中国的海疆图……81
第三章 历史海图中的航海文明信息……103
第一节 航海定向……103
第二节 航海定位……117
第三节 航海计程……126
第四节 避风补给……138
第五节 祭祀海神……150
第四章 历史地图中的海洋贸易信息……163
第一节 海道针经与航海图……164
第二节《顺风相送》与16世纪航海贸易……177
第三节《指南正法》与17世纪航海贸易……195
第五章 历史海图中的海洋开发管理信息……225
第一节 海运图与航路利用……225
第二节 海防图与海域控制……255
第六章 历史海图与海洋生存发展空间……276
参考文献……286
3、余丰/《厦门湾的崛起》绪论：
研究缘起
从地球上看，厦门湾不过是我们所居住的蓝色星球上的一个小点，是东亚大陆肚腹上的一个脐扣。这个离北回归线稍稍偏北的海湾，直面台湾海峡与澎湖列岛，几乎位于中国南北海域的中间位置。这里也是每年的东北季风、西南季风以及热带气旋的交汇地。
说到厦门湾，不得不提及的是厦门作为岛屿、城市、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厦门原是福建东南沿海一个普通但却特别的小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九龙江入海口，背靠漳州、泉州平原。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厦门成为令全国以至世界瞩目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对于厦门及其周边地带所构成的厦门湾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如何对这一以厦门为中心的地区进行研究并有利于决策参考，也一直是本地政府关注的问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福建省政府就作出“大念山海经”的战略决策；进入九十年代，福建省又作出“全面开发海上田园，加快水产事业发展”的战略部署；1995年福建省提出了建设“海洋大省”的战略构想，力图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厦门由此被摆在龙头的位置，进入快速发展期。
2000年11月，国务院批准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厦门作为东南沿海重要中心城市、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的性质定位，要求加快建设厦门枢纽港，完善九龙江口港口体系，构筑以厦门港为始发点向大陆、海洋和全球全方位辐射的立体交通网络。
2001年2月，厦门市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提出推动厦门城市形态和城市功能的转变，逐步实现由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的建设思路。在“十五”期间构建“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海湾型城市框架；大力发展航运业，从而确立厦门港作为沿海集装箱运输主枢纽港的地位。可以说“海湾型城市”概念的提出，是对原有“海岛型城市”模式的突破，成为厦门迈进世界海洋城市行列的一个过渡阶段。2002年2 月，厦门市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政府在当年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推进海湾型城市建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同时积极开辟新的国际航线和内航支线，大力发展中转业务，形成有较强集聚效应的物流平台，加快构建厦门区域舶航运中心。
2004年，着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产业竞争的大格局，以及福建省政府的战略构想，厦门市提出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简称“海西”）的目标，这正是省政府战略发展思路的继续和延伸。按照福建省政府的战略意图，是要在海峡西岸形成了一个东临台湾，西接赣湘，北承长江三角洲、南连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经济带，即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口都市带，以厦门、泉州为中心的闽南金三角城市带。这两个城市带不仅可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板块实现“对接”，同时还可向省内腹地和周边地区延伸。其中，位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之间的厦门，可谓中国大陆沿海城市群与台湾海峡两岸城市群的过渡节点和桥头堡。作为海湾型城市的厦门，可以充分发挥特区辐射作用，带动影响近及金门、漳州、泉州、三明、龙岩等地，亦可依托腹地交通进一步辐射闽北、赣东南、湘南、粤东南等地区，成为带动东南沿海发展的龙头城市。
至2006年1月1日起，漳州的招银、后石、石码三个港区与厦门港已有东渡、海沧、嵩屿、刘五店以及其它几个客运港区合并，统一称为厦门港。而厦门市港务管理局则更名为厦门港口管理局，作为全厦门湾港口、航道以及水路运输实施行政管理的交通主管部门。2007年3月9日，“福建厦漳大桥有限公司”在招商局漳州开发区举行创立大会，它标志着工程投资估算总金额为30亿元的厦漳跨海大桥建设开始实质性运作。厦漳跨海大桥是福建实施“海西”战略的重要项目，北连厦门海沧投资区，南接招商局漳州开发区。其建成，将打破九龙江的阻隔，极大地改善厦漳两地的交通条件，有利于整合厦门湾港口资源，推进厦漳城市带一体化建设，加快厦门湾经济产业集群的建设发展。
2010年4月26日，中国大陆第一条海底隧道──厦门翔安海底隧道建成通车。这条全长8.695公里的隧道，从厦门岛到达对岸翔安区的大陆端，比原来整整节省了82分钟。此隧道成为厦门岛第五条出入岛外的交通要道，兼具公路和城市道路双重功能，它的建成通车使厦门出入岛形成了陆、海、空全天候立体交通格局。同一天，时速250公里的福（州）厦（门）铁路也正式开通运营。两地铁路运行时间从原来中转绕行所需的11个小时缩短到1.5个小时。这是继温（州）福（州）铁路后福建开通的第二条高速铁路。北起福州，经福清、莆田、泉州、晋江，南达厦门。福厦高铁（也就是俗称的“动车”）的贯通，拉近了厦门、漳州与泉州城市间的距离，使厦、漳、泉三地同城化有了实质性进展。
2011年7月29日，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在厦门举行。会议提出了涉及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基本公共服务、要素市场建设、产业融合发展等5个方面共18个同城化重大项目。2012年10月10日，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第二次党政联席会在漳州召开，审议并原则通过各有关事项。在首批18个同城化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上，又筛选确定了第二批39个同城化项目，其中基础设施项目14个、公共服务项目16个、产业项目9个。与第一批项目相比，合作项目更多、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只可惜，其后几年，三城因诉求不同造成同城化的进展举步维艰。不过就三地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融合的大趋势是阻挡不了的。
以上是各级地方政府从决策的角度来对厦门湾的发展所作的最新定位。从地方政府的对厦门的城市发展设计来看，我们看到厦门区划的不断变迁及扩展，即由岛中部分地区扩展至全岛，更扩至岛外；自2000年以来，更进一步向整个海湾进行城市带整合的大辐射大拓展过程。
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对于整个厦门湾的思考并非空穴来风，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去考察，就能明白其最初肇始。从明代以来厦门及其周边地带成长、发展的历程来看，厦门的发展过程也是与整个海湾的发展相辅相成的。环厦门的周边地区，内联漳泉，外通四海，自古以来就“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成为著名的海上贸易聚集区，其中有以海外私人贸易闻名的月港，有历史悠久的同安，还有同样积淀深厚的南安和晋江，它们与厦门的发展一起起伏跌宕，见证了厦门的古今历史。厦、漳、泉三地，包括今日台湾当局管辖的金门县，原本就是一相互紧密关联的生命共同体。
以金门为例，其行政归属就曾在泉邑、同邑以及厦门之间来回数次。早在晋代金门已有人烟，史载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闽观察使柳冕奏置万安监，以滋养马匹地五处，金门即为其一。王审知在闽时编为泉州属邑，“凡山川海岛不科征税”。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岛居者始输纳户钞。至熙丰年间，始立都图，为四都，统九图，属同安县绥德乡翔风里。嘉定十年（1217年），真德秀知泉州府，巡海滨、屯要害，尝经略料罗战船。咸淳间，复税弓丈量田亩，给养马。元大德元年（1297年），始建场征盐。元至正六年，置管勾司，后改为司令司。明洪武元年，改为踏石司，旋改为盐课司。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金门守御千户所，以及峰上、官澚、田埔、陈坑四巡检司。清顺治三年（1646年），为郑成功所据。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郑经所据。
在职官设置上，明洪武间置烈屿巡检，康熙十九年，改驻同安石浔；官澳巡检则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移驻踏石，乾隆十三年（1748年）移马家巷。康熙十九年（1680年）置仅次于提督的金门镇总兵官，雍正元年(1723年) 置浯洲盐场大使，又置烈屿盐场大使，嘉庆七年（1802年），并入浯洲场。雍正十二年（1734年），移同安县丞驻金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又移至灌口，又以晋江县安海通判移驻金门；到四十五年又复置县丞；至乾隆四十年，又移通判至马家巷（马巷），金门田赋归马巷分征。同治七年（1868年），裁金门镇，改置协镇副将以及中军都司。民国三年（1914年），撤废清制，析厦门为思明县，隶金门于思明，裁撤并废县丞，改设分治员。民国三年（1914年）七月奉准按金门岛原有区域置县，归厦门道管辖，为二等要缺。
再如历史上的台厦兵备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在台湾设立台湾府，又设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简称“台厦道”，兼理学政。由于台湾后来发生“朱一贵事件”，所以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清圣祖决定将台厦道的兵备衔去掉，同时将原来隶属于台湾厦门道的绿营兵力分散到南、北两路防守，并将战船拨归台湾镇总兵管理，故其正式称谓改为“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台厦道所属范围，为清朝特殊的行政区划，行政区域地位介于省与府之间，台厦道隶属福建管辖，地位略低于省的级别，但高于府（如泉州府或漳州府）的建制。至雍正五年（1727年），经福建总督高其倬奏请改福建分巡台湾厦门道为福建分巡台湾道，将福建兴泉道加上巡海道衔并移驻厦门，同时添设台湾府通判一员驻澎湖，裁澎湖巡检一员。至此，结束了台厦同属一个行政区长达四十余年的历史。从此，道署衙门从厦门移至台南，台湾与厦门地区分而治之。
再来看几个厦门湾内民间互动维系的例子。
时至今日，位于晋江安海镇和泉州市南安水头镇之间的安平桥上仍有一方特殊的石刻，上书“浯洲屿颜达为考妣施此一间”，据《浯江颜氏族谱》考证，颜达为浯洲颜氏三世祖九郎公，是金门颜氏开基祖颜必和的孙子，其父颜五郎为柳州同知。浯江颜氏二十二世孙振凤曾记载：“九郎公讳达，五郎公次子也，住下厝，葬坑东，婆葬庙林下，子三曰十六郎、十七郎、十八郎”。这说明早在宋代建桥时已有金门的颜氏族人捐助修造。而且，据当地人称，建桥的石头来自金门以及与南安和金门临近的大佰岛。
2009年，一方明朝泉籍将军的墓志铭现身厦门，有关专家解读这方据说出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墓志，认为可资证明朝曾有泉州籍将军在鼓浪屿居家，且在死后安葬于当地的史实。
现存厦门湾的诸多族谱表明，因人口增加、灾祸战乱、婚姻维系或是经营生意等诸多原因，明清两代不少家族在厦门湾之内互迁的案例不胜枚举，尤其以金门、同安两地互迁为最。
例如金门陈氏，始祖陈福寿系唐代太子太傅陈邕的后裔。明嘉靖后期避倭患迁居同安翔风里十二都浦尾村开基繁衍，自创灯号“浯浦”，意即由浯洲(金门)迁入浦尾。其后陈氏在当地繁衍，形成多个房角，后代中有不少人移居海外，成为各方翘楚。
再比如石塘谢氏族谱就记载了家族中有多人移居厦门湾各地、台湾以及海外的历史，在后文中将会有详细叙述。至于从厦门湾分香到各处的神祇则带动了厦门湾、海峡两岸以至海外信仰方面更多的互动。比如白礁、青礁的慈济宫，马巷的池王宫等等。正是由于历世历代，漳、泉两地与厦门的同呼吸共命运，托举起了整个厦门湾地区，使得今日的海湾型城市以及海峡西岸中心城市的厦门由此得以构造。而环顾整个海湾，各部分不仅在历史进程中相互作用，在地理区域上相互毗邻，行政归属上互相交错环叠，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文化上也相互依承、影响，从最早的“海滨邹鲁”、“紫阳过化”，继之以枭雄群起，叱咤半璧，到如今的才俊辈出，拼搏崛起，因此，从整个海湾的历史进程为根基，从大厦门湾海洋主体去展拓出发，跳出现有的区域范畴，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这一地域进行全面整体、多角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试图通过对整个厦门湾的周边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作一回顾，对其变迁形态进行研究并作一展望，作为今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论证与参考，以期服务于当今社会的发展。本书以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厦门湾的发展历程作为研究的时段，在空间上则以整个厦门湾为范围。
学术研究背景
一、学术回顾
以往关于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在涉及本论题之初，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及相关资料进行一番梳理。
国外关于厦门湾的资料记录较早出现于明代。欧洲方面，据杨国桢教授引用葡萄牙官方文献的记载，葡萄牙商船在1516年到达广州湾沿岸，1518年才首次来厦门湾沿岸的漳州(Chincheo)，并在漳州九龙江出海口的浯屿岛与漳州、泉州商人进行交易，这种隐藏式贸易(Trade Under)时间长达30年之久。因此漳州地方与葡萄牙的海上交易应该始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葡萄牙人东来，在厦门湾的浯屿建立了“居留地”，进行走私贸易。继之荷兰人窃取台湾，也以厦门为主要贸易地。葡萄牙、荷兰文献和海图上的“Camcheo”“chincheo(漳州)”即指的是厦门湾；文献中集中记录荷兰与厦门湾关系的有《巴达维亚城日志》，《热遮兰城日志》等。清代英国人东来，厦门湾也是其蓄意打开通商门户的目标之一，相关的记录有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或译郭士立等）所著的《环中国沿海三次航行，1831，1832及1833，包括对暹罗、高丽和琉球群岛的观察》，该书对包括厦门在内的中国南部沿海城市有一定的描述记录。当然，一些旅居厦门湾沿岸的外国人也对本地区进行了较有系统的研究，不过大都集中于晚清至民国，如荷兰人高延（De Groot）的《中国宗教体系》（1892-1910），美国归正会传教士腓力普?威尔逊?毕(Philip Wilson Pitcher)所作的《厦门方志》等等，可资一定参考。
东亚地区，明清以来有关厦门湾沿岸相关记录及研究的主要有日本学者，有关论著如日本口岸官员记录的风闻信息汇编之《华夷变态》、另有川口长孺《台湾割据志》、《台湾郑氏纪事》等。其中不少已被收入台湾学者收入《台湾文献丛刊》中。此外，朝鲜李朝实录也提供了部分明清时期厦门湾的材料。
当代国外其他学者在论文和著作中涉及厦门的也有不少，但对厦门进行专题研究的当推新加坡学者吴振强。吴氏所著《厦门的兴起》，主要是研究清初厦门港的历史，对本书的写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吴振强在《厦门的兴起》中提到新航路发现之後，亚洲贸易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大陆本土的影响。在书里谈到整个经贸的改变，厦门整个腹地及其兴起的状况，他还关注到在城市中地方社会组织以神庙为中心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应由士绅承担的道德与社会义务都由商人承担起来，使得商人得以与官府、士绅的私交更为密切，以利其商务活动。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对本书也颇有启发，其《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一书，以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点，运用国际经济圈的理论，分析论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的状况，兼及亚洲经济圈与西欧美国经济圈的关系，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滨下武志的观点有别于以往西方学者的“西方冲击论”，而是立足于东亚自身的立场，从中国和亚洲内部的传统因素中寻找中国和亚洲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影响，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该书还探讨了这些近代以前的传统经济因素和经济圈对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问题。该书在视野、理论和资料采用上都有较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对朝贡贸易以来的近现代中国与亚太经济圈和世界市场关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一书则对明郑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也作了相应的评价。弗兰克作为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左派学者之一，对于东方世界相当推崇。透过弗兰克的视角，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他实际上否认了“现代性”的存在，颠覆了西方社会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弗兰克通过一种全球视野来审视当时的国际社会，从而肯定亚洲的（尤其是中国的）价值观，认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中国和印度曾是当时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而欧洲之所以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是因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得以站在亚洲的肩膀上。
由于学界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思想，难免给亚洲研究带来不少单一视角的影响。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将中国的海洋经济贸易活动纳入东亚及世界的大潮中去分析，可以之为参照。
国内关于厦门湾周边地区的资料较为分散，多见于针对某一地的研究，对于整个厦门湾作整体研究的尚未有先例。部分研究成果集为文集或重新校注的方志，例如，相关的方志如《漳州府志》、《海澄县志》、《龙溪县志》、《同安县志》、《鹭江志》、《马巷厅志》、《厦门志》、《泉州府志》、《安海志》、《安平志》校注本，《金门志》等；又有明清实录以及《宫中档案》、《福建沿海航务档案》、《历代宝案》、《硃批奏折》，《皇朝文献通考》、《皇政政典类纂》、《清文献通考》等等。不少文人才俊的著作以及相关材料也颇引人注目，如夏琳《闽海纪要》、阮旻锡《海上闻见录》、郁永和《稗海记游》及《海上纪事》、施琅《靖海纪事》、徐怀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台湾随笔》、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杨英《先王实录》、张燮《东西洋考》、朱紈《甓余杂集》、胡宗宪《筹海图编》，司德福《闽政要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蓝鼎元《鹿州初集》，徐继畬《退密斋文集》，黄叔璥《台海使槎录》，江日升《台湾外纪》等。
相关本书研究的当代书籍也相当丰富，比如关于月港研究的《月港研究论文集》、关于龙海的《龙溪风物志》，《龙海文史资料》系列，《龙海文物》，《龙海县标准地名录》，《龙海县志》等等。有关金门研究的书籍颇为丰富，除传统的方志外，有台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金门学丛刊系列；又如《金门蔡献臣研究》、《金门史稿》，金门县政府于1992-2001年出版的《金门学》丛刊系列等等。有关石井郑氏的研究，如《郑成功《历史研究》，《郑成功研究论文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系列，《郑成功研究论丛》，《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郑成功研究》，《南明史》以及有关的档案史料、评传等。有关安海研究的著作如《安海港史研究》，另有解放后编修的有关厦门湾各地的文史资料系列，如《厦门文史资料》以及《同安文史资料》、《漳州文史资料》、《泉州文史资料》，特别是1959－1972年在台湾陆续出版的原台湾大学周宪文先生主持，由多位台湾史方家耗费十五年共同编辑的多达数百种的台湾文献丛刊系列，从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此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闽南文化、厦门湾各地的文化丛书系列，涉及厦门湾海外移民等书籍和资料也为本书提供了充实的资料来源。
此外，厦门湾沿岸众多家族的族谱以及相关碑刻资料，可以说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地方史资料。本书所引用之家族史资料，大部分为本人在整个厦门湾沿岸市镇以及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访谈时所得。不少涉及地方史的碑刻资料也为本人亲自搜集。
本书的写作，受惠于恩师杨国桢教授及诸多同门前辈的系列海洋史研究，如《海洋与中国丛书》，《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这些丛书中有不少涉及厦门湾，对本书的写作颇有启发。杨先生对中国的海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提纲契领，高瞻远瞩，他为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划定了宏伟的蓝图，成为中国海洋史系列研究总的指导原则。而本人的研究，也以此为纲。此外，厦门当地学者的研究，如陈在正、颜立水等先生的宗族研究，何丙仲、郑振满先生关于厦门、泉州地区的碑刻资料等亦为本人的研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参照。
二、基本思路
本书主要研究厦门及其周边海岸带如何崛起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厦门湾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这也是陆地如何走向海洋的一个文化过程。对这一转变的阐述应该涉及多方面，因此材料的获取和分析则相当关键。研究的难点在于，厦门湾当地的民间材料，主要是能提供翔实资料的海洋社会资料很难获取，例如族谱材料就不易搜集，所获者又有大部分没有关联或是不够信实，再有，对于文本的解读会带有不同阅读者的偏好，所以理解中的歧义在所难免。此外，写作过程中还发现，由于一些资料具有不可再生性，所以一旦遭到毁损，则无法挽救。
由于本书研究的范围是厦门湾，而以往的历史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多侧重于某一方面，比如个别的城市，个别的专题，而对于海湾的整体研究则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文章力图以当地史料为主，以历史为基础，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进行厦门湾海洋文化的研究。这也是对整个海湾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当地的家族如何从内陆走向海洋，如何向国内及国外移民，如何发展海洋经济并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总结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初期的得失，作为今天建设新厦门湾的借鉴与警示。
从整个海湾来看，作为社会经济活动肇始的先锋——西海域的月港，应该是本海湾最早兴起的地方。早在明代成化、弘治间（1465-1505年），月港就已成为闽南一大都会，自嘉靖三十年（1551年）设置靖海馆，四十五年（1566年）设海澄县后，明朝廷又于隆庆元年（1567年）取消海禁，开设“洋市”。至万历年间（1573-1620年），月港的海外交通与贸易达到鼎盛。在此一时期，月港的社会经济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不过，与宋元时期的泉州港相比，漳州的月港在此时是以民间贸易为主。而进入十七世纪，由于荷兰殖民者称霸海上，不断搔扰我国东南沿海。天启年间，先后侵占我国澎湖、台湾，又封锁九龙江，横行台湾，掳掠我国沿海船只及人口，致使月港元气大伤，加之港道壅塞，日渐萧条。比之月港，稍后有厦门湾东岸安海的崛起，同样也经历了一番兴衰沉浮。明末清初，月港、安海等地成为郑成功与清朝争夺之地，当地贸易活动因战事也大受影响，而郑成功又以厦门为中心开展海外贸易，厦门及其周边海港地位逐渐上升。至平定郑氏，清朝廷又厉行“海禁”，实行“迁海”，九龙江以东皆为弃土，月港遭到重大打击。这样，取而代之的便是港阔水深的厦门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东西方经济贸易的交汇，文明的交接表现为经济上的互利与冲突。在此情境下，由于当时的政治情境及自身的港口条件，厦门脱颖而出，超越月港、安海港成为当时中国东、西洋贸易的主要港口。厦门的这种优势，在清初表现为福建的通洋正口及台运的专门口岸中，一直主导对南洋和台湾的贸易，成为闽南及福建的贸易中心。与其相应，也带动了周边地带港口渔村的发展。
再有，厦门作为一个岛屿，其开发史就贯穿了海上交通和海洋捕捞以及一系列的海洋经济贸易活动。唐代移民社会的繁衍，使厦门岛与闽南陆地的发展联为一体。明代中叶以后，厦门以及周边地区成为移民台湾的主要迁出地。至明末清初，厦门及其周边海湾地区在我国海洋经济史以及海外移民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从海防史来看，宋元时期，厦门已初步确立其军港地位。明末清初，更成为郑成功抗清、驱荷、统台的基地。其周边的不少渔港，如西海岸的马銮、同安湾的刘五店、澳头等地，也同样兼为商港及军港。自明清以来，厦门湾沿岸各地不仅抗击过倭寇，也抗击过荷兰、英国等侵略者，成为东南中国的海上长城。郑氏时期对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的开拓，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对厦门湾进行了最初的整合，也为现今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只可惜进入清代，这一整合未能持续下去，由于受到了时局影响，产生了发展中的倒退。这也是今日厦门湾发展中应引以为戒之处。
不难看出，从整个厦门湾的发展来看，实际上依托的正是明末朝廷的局部对外开放的背景。正是明末朝廷对月港的有限度的开放，使得月港成为厦门湾初期发展的左翼，辅之以安海的发展，拓展了右翼；继之则为厦门岛的发展，成为引导周边各港口发展的领头羊，托起了整个清代本地区的经济。
本书力图通过考察厦门及其周边海港、渔村的发展历程，研究它们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如何由陆地走向海洋；其传统与现代的磨合、国内与国际的交错，在厦门湾是如何得以展现；同时探讨以往厦门湾发展的传统和经验，及其对当今厦门湾现代化的进程有什么样的启示。
本书研究方法以历史学方法为主，辅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力图做到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将历史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加以结合，本着历史学注重实证、力求严谨的风格，发挥人类学着重田野调查、擅长乡约民俗的优势，力图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勾勒出整个海湾的走向现代化、走向海洋的发展风貌，并以此分析出厦门湾海洋文化自身发展的特点，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4、王昌/《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绪论
进入21世纪，海洋在国家战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海洋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通道。但是，当前中国向海洋发展的前景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中国与亚洲海洋邻国的一系列摩擦，引起时人极大的关注。在黄海，渔民捕鱼的问题时常引发中韩的争议；在东海，中国与日本关于钓鱼岛的问题争论不休，一度剑拔弩张；在南海，越南曾宣布对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拥有主权；菲律宾则占领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频频挑起事端。如何维护中国的海洋主权，已是当前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然而，中国面临的海上问题并非今日独有。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地带在黄河流域，大陆的稳定历来是第一位的。沿海地区及邻近海域在中央政权看来不但容易滋生游民，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可以成为勾结敌国损害国家利益的混乱地带。明清以来，中央政权断断续续地采取了海禁政策。与之互为因应的则是海上的混乱局面。自明中叶以来的倭寇问题、明末清初的“海寇商人”、“荷夷”的骚扰，到清中叶的“大海盗”蔡牵等等，海上问题成为明清两朝的共同难题。鸦片战争，西方国家更是从海上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由此而起。
长期忽视海洋发展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以及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海洋理论的强势影响，20世纪末，还有激烈的言论认为中国只有黄土文化，没有海洋文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打开了和世界交流的国门，向海洋发展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此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海洋相关理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学界陆续出版《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自身海洋文明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逐步为学界接受。杨国桢先生在《重新认识西方的“海洋国家论”》一文中指出，当前西方国家的“海洋国家”理论实际上是马汉“海权论”话语体系下的概念，经过麦金德的海陆二分法和民主、专制二分法构建出“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对立。如何摆脱西方海洋文明的“话语权”控制，是当前中国海洋文明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有着悠久独特的海洋文明发展历程。无论是宋元时期繁盛的海外贸易，还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都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重要内容。并且在郑和时代以前，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海洋强国接连进入东亚海域，寻求贸易和利润。中国方面，明中叶以来海禁的松动，特别是隆庆开海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商人大量来往于东亚、东南亚的各个港市经营“生理”，形成海外华人贸易网络。西方势力的到来，将中国卷入世界贸易竞争中。东西方势力进而在东亚海域展开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角逐。
本书关注的论题，是这一时期郑成功与荷兰人的海权竞逐。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郑成功的活动，表明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初，中国在东亚海域乃至世界海洋的舞台上仍具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东亚海域海权竞逐的结果，便是郑成功在与荷兰人的海权较量中胜出。他主导东亚贸易网络，并最终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郑成功以海外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跨越台湾海峡“驱荷复台”，实为中国海洋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海上展开的最早的、并且是规模较大的海上竞争。郑成功是否具有“海权”思维？这场竞争有何意义？“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这一论题的研究，对于探讨中国自身的海洋文明的内涵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郑成功在海上成败的经验教训，也是中国重返海洋的重要财富。
民国时期已有朱希祖等学者对郑成功进行研究。此外，国内关于郑成功的研究成果较为明显地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学术研讨会上。1962年，厦门举办了一次纪念郑成功复台3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1982年以后，国内学界几乎每隔五年便举行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的学术研讨会，大致编成以下论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主要为1962年厦门学术会议论文集，1982年重新整理出版；《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郑成功研究论丛》 ，1982年厦门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1982年厦门学术会议学术组选取台湾郑成功研究的论文集；《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论文集》 ，1987年厦门学术会议论文集；《郑成功研究》，1992年厦门郑成功学术会议论文集；《郑成功研究》，1997年泉州郑成功研究论文集；《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厦门郑成功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郑成功与台湾》，2002年在泉州举行的纪念郑成功复台34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郑成功研究文集》，2012年厦门举办的郑成功研究讨论会论文集。
除了以上郑成功研究学术会议论文集以外，还有陈碧笙的《郑成功历史研究》及邓孔昭的《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张宗洽的《郑成功丛谈》是个人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论文集；意大利研究者白蒂著有《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此外，建国以来，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论文，更有数百篇之多。
受时代意识的影响，以上关于郑成功研究的侧重点有明显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即从反殖民反侵略的角度研究郑成功驱荷复台的意义，以及“抗清”即研究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的民族气节及反民族压迫对清廷民族政策转变的意义。郑成功的阶级属性、当时的国内主要矛盾、郑成功海上贸易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与此同时，关于郑成功的史实、郑成功与其他历史人物的关系、郑成功与台湾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步深入。20世纪末以来，开始有学者关注郑成功的活动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意义，郑成功与海权便是这一视野中的一个切入点。
（一）早期郑成功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郑成功的整体研究，有傅衣凌的《关于郑成功的评价》及《关于郑成功研究的若干问题》，陈孔立、李强的《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等。傅衣凌从国内矛盾认识出发，认为郑成功代表国内地主阶级抗战派及东南新兴海商利益，驱荷斗争保障民族独立，免受外来资本主义侵略，为康乾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先决条件。他进一步提出评价郑成功应从亚洲历史进程中去认识，郑成功驱荷复台，对日本、朝鲜等国的独立性及华侨经济都有巨大的影响。认为郑成功的抗清斗争迫使清廷调整与汉族地主关系，缓和民族矛盾，而驱荷复台则维护领土主权，开发台湾，为实现全国统一准备条件。早期大多数对郑成功的研究并未超出上述视野，而大致从以下方面进行研究
第一，论述郑成功“驱荷复台”的伟大意义。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朱杰勤的《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朱维幹的《郑成功光复台湾的壮烈事迹》、陈国强的《郑成功驱逐何况侵略者收复台湾的伟大斗争》等。此外，还有专门从军事角度探讨郑成功的复台战争，如陈孔立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分析》，、陈碧笙的《郑成功收复台湾战史研究》、邓孔昭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略运筹》和《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的粮食供应问题》，郭志超的《风潮对荷、郑和清、郑战争影响例析》，认为郑成功利用风潮，对登陆鹿耳门带来很大帮助。台湾陈锦昌的《郑成功的台湾时代》可说是研究郑成功复台战史最详实的成果。作者收集中文史料和相关荷兰档案史料，较全面地还原了郑成功复台的战斗经过。
第二，对郑成功“抗清”的研究。主要有胡允恭的《郑成功抗清驱荷的英雄事迹》、陈在正的《一六五四—至一六六一年清郑之间和战关系及其得失》、廖汉臣的《延平王北征考评》、薛瑞录的《郑成功北伐战略新探》、安双成的《清郑南京战役的若干问题》、陈碧笙的《1657——1659年三次北上江南战役》等。以上的研究，对郑成功军队的优势劣势的剖析十分详细，如郑军长于海战，短于陆战、攻坚战等等方面均有提及。
第三，有研究者从郑成功个人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郑成功的思想方面，有刘伯涵的《郑成功与东林复社的关系》、陈名实、林国平的《郑成功的儒学思想及其影响》、林其泉、郑以灵的《郑成功经济思想初探》、黄志中的《试论郑成功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等。军政建设方面，有吕荣芳、叶文程的《郑成功在厦门的军政建设》、钱海岳的《郑成功在军事上的贡献》、邓华祥的《略论郑成功为建设和巩固厦门根据地的斗争》等等。
第四，关于郑成功的海上贸易。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韩振华的《一六五零——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的性质》、台湾南栖的《台湾郑氏五商之研究》，考证郑氏有杭州的山五商金、木、水、火、土及厦门的海五商仁、义、礼、智、信五大商来组织贸易活动，山海各商行也有刺探军情的作用。林仁川的《试论郑氏政权对海商的征税制度》，认为郑芝龙的“令旗”兼有海上贸易通行证及海商船税的意义，此后郑功成继承此制度并改为“牌票”，征收“牌饷”。
此外，还有对“郑氏海商集团”的研究。聂德宁的《郑成功与郑氏集团的海外贸易》，认为郑成功继承发展了郑芝龙的海上实力，并且整合了浙海水师力量，对其海外贸易形成有力保障。郑成功还丰富其贸易形式，增强了商业竞争力，从而在与荷兰人的竞争及海盗行为的斗争中胜出。郑克晟的《郑成功的海上贸易及其内部组织之特点》，认为郑氏集团有成员成分复杂、内部重要成员相对独立、依靠宗族关系和乡亲关系来保持郑氏“舶主”地位的特点，一旦出现利益冲突，便难以团结，导致郑氏集团最后的失败。
第五，郑成功与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聂德宁的《明末清初中国帆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一文，作者认为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内，中国商船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经历了被掳掠到竞争以至抗争的过程。最终郑成功击溃荷兰人，保护了中国海商利益。李德霞的《浅析荷兰东印度公司于郑氏海商集团之商业关系》，认为荷兰东印度与郑氏集团之间时而相互利用时而竞争，但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商业贸易方面都处处受制于郑氏集团，最终不敌郑氏集团。文章对郑芝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关系的探讨较为详细，但限于篇幅，对郑成功时期郑氏集团与荷兰之间的竞争事实则简略带过。
庄国土的《析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认为，郑成功对菲律宾西班牙人的檄文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其商船安全及公平贸易，客观上并没有达到护侨的目的。郑山玉、于东的《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书管窥》认为，郑成功有保护华侨的目的，但此文在翻译上的曲折使得在解读过程中易产生歧义。
黄玉斋的《郑成功时代与日本德川幕府》，提到郑成功在1648年、1651年曾向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求援，1658年对幕府的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求援。杨国桢《闽在海中》一书的第五章“隐元禅师与仙岩”考证隐元禅师1654年在厦门的相关活动，认为隐元禅师受郑成功所托赴日求援的可能性较大。但胡沧泽的《郑成功与隐元禅师赴日的关系》认为隐元赴日主要在传佛法，与郑成功借兵无关。汤锦台的《郑氏父子与平户》，认为从王直以来在平户的华商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郑成功受到这一力量的支持。在日本的经历使得郑成功对荷兰人有所了解，从而打下驱荷复台的基础。
（二）郑成功与海权的相关研究
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注意到郑成功与海权的关系，但限于史料及研究视野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20世纪末以来，海洋史学的兴起，郑成功的海上活动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地位逐步引起重视。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的问题，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台湾学者方豪在1950年发表的《明郑的海权掌握与对外关系》，注意到海权对于郑氏的重要性。文章认为，海权的掌握是郑成功抗清驱荷的基础，海权和海利是明郑的生命线。与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日本的商业贸易往来，是郑氏海权的基础。可惜文章并未结合史实铺开论证，也未对“海权”的概念做明确界定。
杨国桢在2003年发表的《郑成功与明末海洋社会权力的整合》，认为郑成功的海上政权是大航海时代东亚的海洋竞争和中国海洋经济在沿海社会发展的结果。民间海洋社会权力填补了明末以来海洋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权力真空，促进了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从隆庆时期以来，中国的海洋社会权力经历了从民间——地方官府——海上政权的整合，代表了中国沿海社会向海洋的转向。水师和海洋贸易是郑成功海上政权的基础，郑氏政权行使明朝中央政权的公权力，以政权形式组织海洋贸易，鼓励私商，以武装保护海上安全和商业利益，与海洋世界规则接轨，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弹性。由于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长期停留于民间地方层次，无法与清朝政府抗衡。海洋政权的失败，使得中国错过了通过海权竞争融入世界市场的战略机遇期。文章在东亚海权竞争的背景下考察明末海洋社会权力，对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及对海洋社会组织结构、运作进行分析，无疑打开了一个新视角。
郑永常的《郑成功海洋性格研究》，认为郑成功的早期经历及家庭背景使其形成了一种海洋性格，认识到海上贸易和航运的重要性，从而展现出一种海权思维。文章例举了郑成功海上活动的事例，分别是派官员到台湾魍港向中国渔民征税，派何斌在鸡笼借打捞沉船测量港道水深，抗议大员荷船夺去属下商船及财物，维护海域航道安全，禁航马尼拉的禁令，警告和抗议巴达维亚查扣商船和货物，对大员禁运及发布回航令，想将常寿宁放逐台湾的想法，对安然无礼的处理，委托何斌在台湾征收通行税，攻取台湾，诏谕吕宋一共十二个事例，说明郑成功的海洋性格，并以马汉的海权论来印证，认为郑成功的海权思维接近其时的荷兰人。文章以海洋性格及海权的视角来检视郑成功的海上活动，在研究视野上可认为已有突破。但本文读者可能产生些许疑惑，比如，海洋性格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另一个问题则是，仅仅对郑成功的经历及涉海活动事例的考察，来说明郑成功的海权意识及郑氏政权为海权国家，是否足够充分？考虑到海权及海权国家的内涵与欧美的社会条件及历史背景相关，因此，在判断其他地区的时，是否也应将具体国家或是政权的历史背景、社会构成等因素纳入考量？遗憾的是，限于篇幅，作者并未对此详加论证。
倪乐雄的《从制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认为郑氏水师与西方意义上的海军相似，表面中国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的条件下也能产生一定规模和程度的资本主义。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从“延平条陈”到澎湖之战——郑氏集团的海权战略得失分析》，认为郑清的南京之战和厦门高崎之战展现量海权对陆权的优劣势，海权和海利是郑成功集团成败的关键。此外，作者还有《郑成功时代的海权实践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一文，认为郑成功海商集团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表面以海外贸易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必然要用海军来维系自己的生存，海上力量是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的根本。作者一系列的文章主要从军事、战略方面考察郑氏政权，在事实的论证方面似乎有所欠缺。另一个主要问题则是相关概念的界定，作者在许多论述中将“海权”与“制海权”等同，有待商榷。
意大利的研究者白蒂《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一书把郑成功的活动置于远东的复杂形势下进行考察，强调郑成功的活动对远东海域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作者认为，从李旦、郑芝龙开始，中国的海上力量得到统一，得以在东亚海域与西方海洋强国竞争，并凭借对东亚、东南亚贸易网络的掌控及强大海上军事力量在竞争中胜出。东亚海域的局势变化引起了西方海洋强国的调整与变化，从而影响了近代欧洲历史的进程。此书的视野跳出了中国沿海与台湾海峡，将郑成功在东亚的活动置于大航海时代东西方势力相互角逐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在视野方面无疑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此书视角广阔又限于篇幅，在许多细节方面作者并未深入地分析。对郑成功的商贸活动、与各方势力在海上的竞争和冲突等等史实的处理似乎过于简略，而对郑成功的政权组织及中国沿海的社会背景几乎没有涉及。以上几点虽非本书研究最主要之目的所在，但未加注意，对于认识郑成功及其海上政权在东亚海域的地位而言，或许是一个缺憾。
上述研究已是针对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研究的仅有成果。如上，虽有学者已关注郑成功与东亚海权竞逐的新视角，但对于郑成功与海权的研究，理应虑及当时中国东南社会的历史背景及郑成功海上政权的作用。此外，“海权”作为一个舶来词汇，其内涵如何界定？
“海权”的涵义到底如何理解？当前学界对于海权尚无统一的定义。
有研究者认为，海权说到底，就是海洋空间的行动自由权。也有人认为，海权在经典意义上，是国家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另外还有人认为，海权，顾名思义，就是拥有或享有对海洋或大海的控制权和利用权，但是这种权利的范围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总体来说，研究者在使用“海权”这一概念时，大致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侧重海上权力或力量；二是侧重海洋上的权利；三是侧重海洋权利与海上力量结合起来。
“海权”的不同解释无疑极易引起理解和运用的混乱。海权既是一个外来词汇，若不考察其外文原意而随意加以个人的理解，恐难言合理。有研究者指出，在近代中国，首先使用“海权”一词的是驻德公使李凤苞的《海战新义》，此书在1885年刊印，其中说：“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但是，当前并不清楚其对应的是英文词汇或是德文词汇。此后，“海权”一词逐渐出现于清廷官方记载。如清光绪三十二年，出使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称：“由荷赴义。行抵罗马。观其庶事克修。俨然强国。海军制度。可与各国抗衡。地处温带。最宜蚕桑。滨海之国。大要尤注意渔业。于扩张海权。有绝大关系。”
以“海权论”风靡世界的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初版在1890年。1897年，马汉在给伦敦出版商马斯顿的信中说：我可以说，我经过深思熟虑所选用的，现在已这样流行的Sea power。这个名词，我是希望它能迫使人们注意并得到流行。我故意不用maritime。这个形容词，是这个词太通俗，不能引起人们注意或是不能使人们把它放在心上。Sea power,至少其英语意义，看来已保留了我所使用的意义。马汉自己指出Sea power是其“选用”的，可见，在马汉以 Sea power作为其著作中的主要概念以前，这一词汇早已流行于欧美社会。马汉的著作是对海权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影响深远，但这一思想无疑曾经历了一定时段的积累与沉淀。此后，中国学人普遍将Sea power翻译为海权。
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Sea power的含义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海洋的延伸，以一个国家无视敌人和竞争者使用海洋的能力为准则，它由不同的因素构成，比如战术、武器、辅助设备、商业航运和受训练的专业人员。”而在美国的哥伦比亚百科全书中，Sea power的解释是“能够使一个国家控制一部分海洋并拒绝敌对国家对海洋的利用、维护一个国家战争或和平时期的海洋权利的海军力量。”词条的最后注明这个解释引自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这两个解释固然不能完全代表Sea power在19世纪末在欧美社会的涵义，但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马汉曾言，海权的历史，就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但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而影响海权发展除个人因素外，主要是“不仅包括用以武力控制海洋或其任何一部分的海上力量的发展，而且包括一支军事舰队源于和赖以生存的平时贸易和海运的发展。”从马汉对海权的这些描述来看，显然海权包含的意义极广，但海上军事力量是最为关键的。依此看来，国内研究者如张文木认为的英文Sea power表示的是“海上力量”、“海上权力”而非“海上权利”，以及倪乐雄认为的“海权一般指国家运用军事力量对海洋的控制”是比较符合马汉“海权”原义的。
那么，中国古代是否有“海权观念”，或是“海权思想”？有研究者认为，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道，可以作为国家经济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中国人是没有的，魏源也没有。但另一个观点截然相反，也是诸多历史学者所持的主要观点。例如王家俭认为，魏源时期就具有海权思想。杨国桢指出，若以马汉对海权所描述的“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这两个要素来看，明嘉靖时期吴朴的《渡海方程》中就存在海权主张。这本书可惜已失传，但同时代人的一篇读书札记中对此书有记录，“其上卷述海中诸国道里之数，南至太仓刘家河开洋，开至某山若干里，皆以山（指岛屿）为标准。…每至一国，则云：此国与中国某地方相对，可于此置都护府以制之。”“其下卷言二事，其一言蛮夷之情，与之交则喜悦，拒之严反怨怒，请于灵山、成山二处，各开市舶司以通有无，中国之利。”显然，若没有对中国古代涉及海洋的言论进行详细考察，就对中国古代是否具有“海权观念”做出判断，毫无意义。
“海权”作为一个舶来词汇，在其产与当时的欧美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其内涵也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正如张文木言，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对于海权会有不同的理解。 在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作者指出国内产品——海洋运输——殖民地是海权的三大重要环节，海上力量、海上基地与殖民地、海上交通是国家海权的构成要素。而影响国家海权的基本条件有六点，分别是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民族特点、政府的特点和政策。但是，马汉所得出的观点，出自对近代欧洲国家的海洋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以“海权论”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东亚历史上的海洋问题，是否合适？
从亚洲海域的历史形势来看，与欧美国家的海洋发展历程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东亚海域的地理特点，是其“亚洲地中海”的特征，可以说，这片海域是较为封闭的。西边通往印度洋的海路，是狭窄的马六甲海峡；东边则是岛链外巨大的太平洋。亚洲海域的历史特点，是中国在这一区域的主导性优势。具体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在中国的传统的夷夏观念下，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是中国的朝贡国，名义上是政治附属国。史蒂文·德拉克雷的《印度尼西亚史》中提到，十世纪初，室利佛逝派往中国的正规外交使团建立了与中国皇帝的友好关系，中国更愿意把这种关系视作一种本质上的属邦关系…持有室利佛逝特许状的商人、室利佛逝的同盟国和委托人，获得了靠近获利丰厚的中国贸易的特权。通过这样的方式，室利佛逝国扩展了自己的势力，最终它获得了海上帝国的规模和地位。15世纪以后，马六甲国家在获得了中国的贸易优先权和贸易保护之后，迅速地变成那一地区的主导力量。葡萄牙人攻击马六甲时，“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其还故土。”
朱元璋即位之初，便“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更定蕃国朝贡仪。是时，四夷朝贡，东有朝鲜、日本，南有暹罗、琉球、占城、真腊、安南、爪哇、西洋、琐里、三佛济、渤泥、百花、览邦、彭亨、淡巴、须文达那凡十七国。
明人吴朴在《渡海方程》中，建议国家应在中南半岛各港市设立“市舶司”，驻派军队保护贸易。这个建议的背后，无疑把中南半岛的国家认为是自己的附属国。
另一方面，在17世纪欧洲人进入东亚海域之前，中国的东南民间商人已在东亚海域形成了贸易网络。华商和中国帆船是这一海域的主角。有学者指出：“月港开放后的40余年，是漳州海商主导东亚贸易网络的黄金时代。”即便中国的中央政府从海洋退缩，但中国方面民间的海上力量在东亚海域仍是一家独大。取得中国方面（官方或是民间海上力量）的许可，便可在东亚海域进行贸易、渔业等海上活动。在此背景下，“海权”的竞争，其实是“海洋社会权力”的争夺。
“海洋社会权力”的概念是由杨国桢先生提出的。明代中后期，随着政治腐败，中央控制力下降，社会经济向商品经倾斜发展，朝贡贸易衰落，民间海上走私贸易猖獗，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在传统体制的空隙中孕育兴起。海洋经济是海洋社会的基础。海洋经济，指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海洋社会”，指向海洋用力的社会组织编成。粗略地说，它的基层组织包括海上生产、生活的社会群体，如渔民、船员、水手、海商、海盗等等；海岸带陆域的农村、港口城镇、渔村聚落、宗族和民间会社，海洋资源或产品的加工、仓储、运销、研究的机构，海洋管理和服务的部门。亦即各种海上力量以及陆岛支持力量的组织编成。和陆地社会具有显著差别的，是各种社会群体组合的船上社会。它们都有自己的组织制度、行为方式，带有小社会的特征。民间海洋社会权力的存在是维持海洋经济、海洋社会运作的必要条件，但它与官方行使的公权力相抵触，因而被视为违法行为。
杨国桢先生指出，海洋社会权力在16-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主要体现在军事和商业的能力。
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传统亚洲海域的局面。对于欧洲人来说，不管是在教封闭的地中海，还是跨越了大半个地球的航行，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面临着海上强劲的对手，各海域时常还是群雄争霸的局面。地理大发现以来，首先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海上展开角逐；16世纪的荷兰联合英国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也是西方海上势力的一次洗牌。这些西方国家需要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来保护商船和航线，需要帆船的补给基地和贸易基地，才能够在弱肉强食的海洋世界中立足。因此，当马汉分析总结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的海权历史，便提出海权史“在很大程度上记叙了国家间的斗争、相互的对抗以及往往最终导致战争的暴力行径，尽管它不是唯一的见证。”并且，殖民地和海上基地、海上力量、海上航线是海权的构成要素。
海权是基于军事力量对海洋控制和利用的能力。这一点上，“海权论”与“海洋社会权力”的概念所强调的内涵是一致的。“海洋社会权力”指出，在16-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东亚海域，主要表现在商业能力和军事能力。而“海权论”认为海上力量、殖民地和海上交通是国家海权的构成要素。本文认为，考察在17世纪中期的东亚海域的海权问题，上述两种理论都是需要借鉴的。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方便叙述，本书所指“中国沿海”特指中国东部、南部的近海区域，而“东亚海域”则包括除近海以外今日之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东部、南海以及巽他群岛附近的海域。
本书从东亚海权竞逐的视角解读郑成功的海洋活动，以时间线索为主线，参杂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正文部分包含五个章节。
绪论，本章说明本书选题的缘由、郑成功研究的相关学术史回顾，以及本书所指“海权”概念的界定。
第一章，17世纪前期的东亚海权格局。本章主要说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时代东亚海权的状况，主要包含中国沿海的形势以及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东亚海域的活动等。
第二章，郑成功的海上政权。本章说明郑成功的出生以及他如何继承郑芝龙的势力，并利用南明的政治影响取得闽海的控制权，从而进一步建立海上政权。本章还将就郑成功海上政权的特征以及郑成功重要部下Gampea 的身份进行研究。
第三章，东亚海域的角逐。郑成功的海上政权，与东亚海域的其他势力产生了激烈的竞争。东亚各地贸易权、航行权的竞争，以及荷兰人占据下的大员的争夺，是本章的重点。这一时期大员的重要华人何斌的作用和意义，也是本章探讨的问题之一。
第四章，中国沿海的争夺。本章说明郑成功的海上政权与清廷在东南沿海制海权上的争夺以及海上政权的困境、郑成功东进台湾的原因。
第五章，海上基地的开拓。本章主要通过对郑成功攻克大员关键战役的研究，探讨郑成功获胜的原因。此外，郑成功的个人因素在这次战役中的作用，以及郑成功对马尼拉未完成的远征计划，也是本章将涉及的问题。
第六章，结语，是全书的总结。
本书主要利用的史料，是既有的中文相关史料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
中文史料方面，郑成功属下杨英的《先王实录》是郑成功研究最可靠的资料之一，厦门大学的陈碧笙教授曾校注此书，本文即采用此版。此外还有《台湾外记》、《海上见闻录》、《闽海纪要》等一大批明清之际的文人留下的记载，以及沿海地区的地方志、郑成功相关人物的文集、杂记等等，也是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郑成功研究的另一便利，则是各种相关史料集的编辑出版。这一部分史料集主要有：《郑成功史料选编》，主要从明清史籍中摘录与郑成功有关的记载；《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主要是清廷档案中的郑成功相关史料；《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则摘录包括《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被忽视的福摩萨》、《巴达维亚城日志》等外文史料；《郑氏史料初编》、《郑氏史料续编》、《郑氏史料三编》则是从明清宫廷档案中辑录的郑氏相关的史料；《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补充了《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未收录的顺治十三年以后与郑氏相关的满文档案。 此外，还有《郑成功在潮州活动资料》，则专录郑成功在粤东活动的史料。
此处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资料，主要是《巴达维亚城日志》、《热兰遮城日志》和《东印度事务报告》。
《巴达维亚城日志》和《热兰遮城日志》都是当日之荷兰人在其商馆中所留下的记录。《巴达维亚城日志》是由巴达维亚城总督府将该市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和东南亚各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馆报告书要纲整理合并，以日记体裁写成。《巴达维亚城日志》最早由日本学者村上直次郎日译，其中第一、二册由郭辉再将之中译，第三册由程大学中译。《巴达维亚城日志》的中译较早，学者利用也较多，如台湾史专家杨彦杰的《荷据时代台湾史》，便大量引用《巴达维亚城日志》的内容。《热兰遮城日志》则是大员荷兰商馆的日志，主要记录台湾及附近地区的事务。此日志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内部文献，读者原是东印度公司的高层，为往来书信作证。台湾学者江树生旅居荷兰二十余年，于2011年终于将全部四册中译。这些日志虽是荷兰人站在其立场而写成的文字，但内容丰富，其中许多类似记流水账的贸易细节，不失为可靠的资料。这一资料逐渐受到研究者重视，郑永常的《郑成功海洋性格研究》一文，便以此日志为主要史料。
《东印度事务报告》又称为《总督一般报告》，是东印度公司为了更有效地掌握其在亚洲的活动，作为最高领导机构的十七董事会要求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督和评议会要定期就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活动提交报告。这一报告主要用途在于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制定政策做参考。程绍刚将其中与台湾有关的记载中译汇编成《荷兰人在福尔摩沙》。这一报告的特点在于对东亚各地的荷兰商馆以及与其相关的实务均有记载，对《巴达维亚城日志》和《热兰遮城日志》是极好的补充。
此外，还有零星中译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以及当时的传教士、航海者留下的记录。如荷兰学者胡月涵的《十七世纪五十年代郑成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往来的函件》，选译翻译了1653-1656年之间郑成功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往来函件，其中关于1653年荷兰抢劫广南返回厦门的中国商船事件的细节披露，郑成功求医荷兰，1656年郑成功禁航大员、马尼拉等等内容，颇具史料价值。
由于中文史料对于郑成功在东亚海域活动的记载甚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使得本书的研究成为可能。
5、涂丹/《香药贸易与明清中国社会》绪论：
一、选题旨趣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亚、欧、非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海上通道的统称，不仅是中国丝绸运销海外的重要孔道，亦是瓷器、茶叶、香药、白银等物资交汇流通的平台，承载了不同文明的互动与交融。研究明清时期东亚海域香药贸易，不仅能够充分发掘古代丝绸之路特有的价值和理念，且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基础和精神内涵。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香药的输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香药的进口数量大增，开始被时人广泛应用于宗教祭祀、熏香化妆、医疗保健、日常饮食等各个领域。直至今天，香药对我们的生活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只是其更多的时候是以化工合成品的形态存在，我们也就忽视了对它本来面貌的追寻。因此，展开香药贸易的研究，无论是对于探究明清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形态，还是勾画东亚海域贸易网络的图景，抑或讨论明清日常生活史的相关问题，都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和路径。
自古以来，海洋既是阻隔不同区间人们互通有无的障碍，亦是承载世界各地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随着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海洋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中华文明史上，海洋文明的演进自西周晚期、春秋时代已逐步开始，前后经历了东夷百越时代、东西洋时代、海洋竞逐时代和海洋复兴时代。通过海洋为纽带，中华文明远播海外，与此同时，多元的域外物质文化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长期以来作为舶来品代名词的香药，其影响尤甚，亦最具代表性。因此，研究域外香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于探讨中国海洋文明史的丰富内涵颇有意义。
之所以选择将研究的时段确定在明清，一是由于学术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元，对于明清时段的研究则关注较少。二是由于研究明清香药贸易具有极大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明清时期统治者虽多次厉行海禁政策，但香药的输入从未间断。明前期，海禁政策执行虽严，官方的输入渠道却大开，宣德（1426-1435年）以后，曾经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活动虽然停止，朝贡贸易亦日趋衰落，而民间海外贸易却在海禁政策的夹缝中悄然兴起。从全球史的视角看，自15世纪开始，在海洋为纽带的联结下，全球市场逐步形成，世界各国的物质文化交流逐步加强，香药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西欧和东南亚等国在东亚海域争夺的主要商品。从贸易史的视角来看，香药贸易作为明清时期海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虽受政府政策影响，但并未受其左右。研究明清香药贸易，不仅能够更好地揭示这一时期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围绕海洋政策所进行的博弈，以及民间和地方在不满朝廷政策时所进行的规避措施及应对机制，亦能更为清晰地勾勒亚洲海域贸易网络的构建过程，以及在这期间各方海洋势力的此消彼长。
至于选择将香药贸易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作为重点考察对象。首先香药作为日常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作为海洋贸易标志性产品的香药，明清时期广泛应用于宗教祭祀、熏香化妆、防腐避垢、治病疗疾、日常饮食等领域，对时人宗教观念、健康饮食习惯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正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其次，明清时期香药的输入，不仅对从中央到地方的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香药传入中国后被时人赋予了多重社会应用职能，探讨香药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研究明清财税制度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再次，香药被时人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史实，不仅从细微处重现了明清时期的生活百态，而且对于追寻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交流，研海洋文明对陆地文化的辐射与影响十分有益。
此外，传统海洋贸易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我国古代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物品的对外输出和对世界历史贡献的探讨，沉湎于“中国”俯瞰“四方万国”的自豪之中。然而，中国在东亚海域的贸易，并非只出不进，商品的互换与文化的交流都是双向互惠的，香药作为明清时期进口的最主要商品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积极影响。这一研究现状与明清时期亚洲贸易网络中香药贸易占据重要地位的历史事实，以及香药贸易对社会经济、日常生活和文明互动带来的巨大影响极不匹配。鉴于上述多重因素，因此，研究香药贸易不仅是对传统中外交流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亦提供了一个站在东亚海域看中国的新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现状
本书以香药贸易为研究对象，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背景，内容涉及香药的概念、种类、产地、功用、输入途径、运销网络、贸易数量，以及香药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多层面的影响。从研究领域看，不仅涉及海洋史、经济史、物质文化史、医学史和日常生活史多个领域，且每一领域与本研究的关系亦轻重不一，故很难就相关领域的已有成果，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香药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集中，故此本书将围绕这一主题对该领域的已有成果进行系统讨论。
纵观学术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研究时段多集中于宋元，对于明清时段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关注，偶有涉猎也主要集中于明前期，且多将其看作朝贡贸易或郑和下西洋的分支问题进行探讨，很少将“香药”作为研究核心进行深度的考察。关于明中叶以后民间香药贸易的问题几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盲点，而这一研究现状与香药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极不匹配。即便如此，目前学术界一系列与此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依然为对本课题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学者们关于汉唐、宋元时期香药贸易的研究，以及史学界和中医学界关于各类香药的研究为本研究的展开准备了重要起点。此外，学界关于海外贸易的整体性研究成果亦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关于香药特性及应用的研究
关于香药的特性、源流、功能及应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与考辩，史学界及中医学界皆有诸多涉及。自20世纪初开始，王璡、云楼、黄素封、王鞠侯等学者先后在《科学》、《妇女杂志》、《绸缪月刊》、《南洋研究》上发表文章，从科学普及的角度概括性地介绍了香药的种类、产地及应用等问题。随后，日本学者山田宪太郎于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东亚香料史研究》、《香料の道：鼻と舌西东》和《香料博物事典》三本著作，系统论述了香药的种类、特性、运销及应用的历史。然而，史学界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则选择时间为脉络进行探讨，中医学界的则多以本草学和药物学为关注点进行研究。
汉唐时期的香药研究，学者们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西北内陆地区。陈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三篇文章分别以不同个案为对象，详细呈现了汉唐时期中外医药交流的多元面相。《“商胡辄自夸”：中古胡商的药材贸易与作伪》一文，以中古时期胡商的药材贸易活动为对象，探讨了中土市场上存在的胡药假伪情况，并对此现象在当时的社会反映进行了初步分析，试图以此勾勒出胡药辨伪的历史轨迹，进而揭示胡商在商业贸易中的多面相。作者指出，对于胡药，中土人士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方面，他们认为波斯、印度、西戎来的药物质量好，性能佳，可补本土之不足，增加了对付疾病的手段，又丰富了日常生活的趣味。另一方面, 他们认为胡药又多假伪，胡商(以及中土商人)制造与贩卖假药，使得人们对此增添一份戒心和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感。”《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一文，以作为丝绸之路要道的于阗为个案，探讨了汉唐时期于阗对外医药文化交流的状况。通过分析，作者试图从史料中勾勒出汉唐时期在文化交流中于阗医药文化史的某些特征，对重塑中古时期丝绸之路医学史的总体面貌做了重要补充。《“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一文，详细梳理了“三勒浆”在唐、宋、元三代的演变历程，并全方位对比了该物在其原产国印度、中转国波斯及中国的应用情况，作者试图以“三勒浆”为例，揭示“中、印、波三地某些饮食习俗的传递与吸纳”，呈现“三地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差异、选择与互动”。
温翠芳的一系列论文对汉唐时期中外香药交流做了深入探讨，其博士学位论文《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不仅论述了唐代从西域进口的大量香药及这些香药在唐人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而且考察了唐代广州的香药贸易状况。作者认为，香药换丝绸实为中古时代东西方贸易之主要推动力。鉴于此点认识，该文对从葱岭以西、地中海以东广大的西域地区输入唐代中国的各种香药进行了考察，并着重探讨了这些外来香药在唐人世俗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此外，关于唐代广州香药贸易的考察，作者指出，“唐前期活跃在波斯湾到南中国海上贩运香药的主要是波斯人；而在762年之后，随着黑衣大食帝国迁都巴格达，遂带来了中国与阿拉伯之间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而阿拉伯人也由此介入了获利巨大的海上香药贸易。”《中古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香药贸易中介商研究》一文，对中古时代的香药贸易商人、贸易路线、贸易产品及商人们从事香药贸易的深层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汉唐时代印度香药人华史研究》、《汉唐时代南海诸国香药入华史研究》两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印度及南海国家所产香药的入华途径及在中国的应用情况。吴娟娟的硕士学位论文《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在介绍唐代香料种类及来源的基础上，论述了香料在世俗及宗教领域的应用情况，分析了唐代用香之盛的原因及影响。
余欣的《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一书，对附子和芜菁两种植物所作的细致论考，严格来说虽算不上香药研究的范畴，但其研究视角及所应用的理论方法十分值得学习。作者从新博物学史整体架构的理念出发，以物种为线索，探讨了物在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并试图以此追寻一些值得珍藏的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痕迹。关于舶来品的内涵，该书指出，即使是本土物产也会被蒙上一层浓厚的舶来品色彩。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作者认为，不能单从史实本身加以解释，而应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进行思考，并在该节最后引用薛爱华的一句话进行总结，“舶来品的真实活力存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的领域之内，正是由于赋予了外来物品以丰富的想象，我们才真正得到了享用舶来品的无穷乐趣。”
关于宋元时期香药的应用研究，相较于其他时段更为丰富，且尤以宋代为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刘静敏的《宋代〈香谱〉之研究》一书，该书不仅对先秦至隋唐中国社会的用香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且对宋代《香谱》的源流发展、编撰体例，《香谱》在宋代盛行的背景及原因，《香谱》种类及其撰修者，香方的承袭及发展，香品器的使用情况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逐一论证。全面呈现了宋代香文化发展的整体图景，成为研究宋代香文化不可不读的佳作。
夏时华的四篇论文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香药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宋代香药现象考察》一文，依次考察了宋代社会的香药来源、香药贸易概况、香药与宗教活动、香药与贵族平民的生活、香药在中医养生保健中的运用等问题，并对香药消费对社会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宋代香药业经济研究》一文，主要从宋代香药朝贡贸易和民间海外香药贸易、政府对香药的禁榷经营、民间香药销售和生产加工经营、香药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宋代社会的香药消费等方面，对宋代香药业经济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宋代香药进口贸易、贩运、加工生产、销售，直至香药消费，已形成一个重要的香药业经济”，且已成为“仅次于盐业、茶业、酒业等之外的一大产业经济”，在宋代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宋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和《宋代平民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述论》两篇文章，论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香药消费情况。前文对宋代上层社会香药消费的概况、特点、原因、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作者的论述可见，宋代富裕阶层的香药消费涉及饮食、熏香、宴饮、香囊、沐浴、美容、制墨、建筑、宗教诸领域，表现出其消费的广泛多样性、奢侈性、雅致性、部分市场化等特点。关于宋代平民的香药消费情况，作者同样认为十分兴盛，“并表现出其消费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市场化、生存性与享受性并存等特点”，并指出“宋代广大平民在饮食、医疗、沐浴、化妆、建筑、婚育仪式、宗教活动、节日习俗等社会日常生活中香药消费兴盛，香药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消费品”。然而，笔者认为，宋代虽由于海洋贸易的兴起，大量香药通过海路进入中国，但香药的消费仅限于宫廷、官宦之家和富商大贾等富裕阶层，在普通百姓看来，香药仍属奢侈品范畴，只有在重大节日或宗教活动中，香药才得以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
孟彭兴的《论两宋进口香药对宋人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文，从唐宋以来海上贸易的发展、香药国际贸易新格局、政府财政收入等层面论述了两宋时期香药贸易的发展概况。文章随后探讨了香药进口给宋人生活带来的多层面影响，作者认为，在两宋政府积极扶持下的香药贸易，在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丰富我国的药物宝库、提高中医治疗技术的同时，也助长了奢靡之风，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加剧了社会矛盾。彭波、陈争平、熊金武的《论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一文，以宋朝政府财政危机为切入点，运用历史学和金融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文章指出，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比较强烈，是国家所依赖的重要金融工具，“既可以变卖成现钱，也可以直接用于对内对外支付，还可以充当政府经营的资本，并充当国家信用的保证，甚至于发展到在其价值的基础上发行信用凭证充当流通手段。”
庄为玑、庄景辉的《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一文，首先介绍了宋代中国进口香料的种类及从事香料贸易的商人，接着论述了蒲寿庚家族香业的经营与传承。作者认为，自唐代以来，从事南海香料贸易的多为阿拉伯人，有的因从事香料贸易还被封赐官爵。吴春明的《考古发现的几类海洋舶来品》一文，从考古发现的沉船物品为切入点，对香药贸易的意义做了颇有价值的阐释。作者认为，“传统的海交史、贸易史、经济史的研究主要着力于我国古代瓷器、丝绸、茶叶等物品的对外输出和对世界史贡献，勾画出‘陶瓷之路’、‘丝绸之路’、‘茶叶之路’，沉湎于中国鸟瞰四方万国的、怀柔天下蛮夷的快感中。其实，在东南沿海海洋社会经济体系中，帆船的往来、商品的互换与文化交流都是双向互惠的，从西、南洋航路各国舶来的香料药物，就给古代中国文化增色不少。”
关于明清时期香药的应用情况，目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明代，清代的探讨则较少。陈冠岑的《香烟妙赏：图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一文，通过对明代图像数据、绘画、版画及壁画的整理与分析，探讨了明人的用香场合、用香情境和焚香炉具，很大程度上重现了明人的用香生活。张维屏的《满室生香：东南亚输入之香品与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对明代香药的输入种类，及明代士人的用香情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黄瑞珍的《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一文，以“需求-供应-消费”为路径，考察并分析了香料的供需市场，以及香料在明人社会生活诸领域中的使用情况。作者认为，“明代用香群体完成了从上层到下层的下移，呈现全民化特点。各阶层对香料的铺张使用，刺激了社会奢侈风气的滋长，促进了炫耀性消费心态和享乐主义观念的盛行，并推进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然而作者在介绍各个时期的香料运用时，皆笼统地认为其用途多、应用领域广、使用普遍，未能很好突出每一个时代的特色，以及香料运用的演进轨迹。此外，王尓敏的《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和巫仁恕的《品位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对于香药在明清日常生活，尤其是饮食领域的运用，亦有所涉及。
王铭铭的《说香史》一文，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对顾炎武《日知录》中所列《日知录之余》卷二《禁番香》中的相关史料进行了发散性的分析，其中涉及到“禁番香”政策下达与推行的始末，国人焚香习俗的由来等很有意义的问题。文中的一些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明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颇有启发。关于龙涎香与葡人居澳的关系，戴裔煊的《〈明史·佛郎机〉笺注》、郑永常的《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金国平的《龙涎香与澳门》、李飞的《龙涎香与葡人居澳之关系考略》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此外，梁其姿的《明代社会中的医药》、唐廷猷的《中国药业史》和邱仲麟的《明代的药材流通与药品价格》等著述中，亦有部分内容涉及到香药的产地、运销、应用等相关问题。
林日杖的《大黄与明清中外关系》虽不能归入香药研究的范畴，但该文却是研究中外药材交流的很好范例。该文试图以大黄这种中国特产药材为核心，来讨论明清中外关系的变迁，阐释一种物质或说一种商品对中外关系发生影响的模式。作者指出，“从一种物质或说一种商品的角度切入中外关系史，既是对经济史研究的革新，也是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突破”，其不仅扩大了经济史的影响范围；而且“将中外关系史关注的重心，由人转向了物”，视角新颖独特。
目前史学界关于香药特性及其应用的研究，除以朝代为界线进行的探讨外，还有一些整体性的研究成果，或以单一香药品种为例进行的分析。杰克·特纳的《香料传奇》一书，从欧洲人对宗教、对香料的崇拜，以及航海探险的发展为开端，探讨了西欧人追逐香料的原因。进而从味道、肉体、精神三个层面详细论述了香料在欧洲社会的应用情况。该书采用故事兼论述的方式，生动展现了一部以香料为核心的另类世界史，一幅奇异的西方风俗的画卷。冯立军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研究》，从中外关系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间的中医药交流，做了细致描述和分析。全书以中药材作为海外贸易商品的关注点，突出海外华人在双方中医药交流中的载体作用，同时，以族群认同理论来解析中医药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另外，还通过对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的研究，再现了彼此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关系、民间海外贸易关系以及贸易与移民等各种较为复杂的关系，对于思考和创新东亚海洋经济秩序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傅京亮的《中国香文化》和周文志、连汝安的《细说中国香文化》及陈云君的《燕居香语：中国香文化宝典》，分别从历史学、哲学、文学的角度探讨了沉香、檀香、丁香、龙涎香等多种香品的应用情况，及各类香具的使用方法，并系统梳理了古代文人与香的关系。然而，三本著作多集中于对香的文化性的探讨，而对于各类香品在宗教祭祀、治病疗疾领域的应用，及普通平民的用香情况则涉及较少。
以单一香药作为对象的研究，目前亦有部分学术成果，其主要以学位论文为主。陈宝强的《宋代香药贸易中的乳香》一文，对宋代社会中的用香风气，乳香在社会下层的应用，乳香对中国医学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文章指出，相对于其他香药，乳香在宋代“具有数量巨大、价格较低和应用广泛的特征”，故其影响也最大。于景让的《说沉香》和吴世彬《沉香文化的发展及其现代应用》，对沉香使用的发展历程及被赋予的文化意涵进行了探讨，并对沉香在当代社会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张亚丽的《历史时期豆蔻的使用与分布》，对豆蔻的种类及用途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历代文献中关于豆蔻生长地域的信息进行了梳理，从自然地理学角度论述了不同豆蔻品种的产地分布情况。
中医学界对香药特性及功用的探讨，多从本草学和临床学角度进行论证分析。例如，宋岘的《〈本草纲目〉与伊斯兰（回回）医药的关系》一文，对《本草纲目》中记载不甚详细的五种伊斯兰本草药物的性状及功效，进行了详细考证；其《论大食国药品——无名异》一文，对宋初传入中国的阿拉伯药品无名异的名称、性状、功用、制取方法进行了详细考证，作者认为，无名异与木乃伊实为同一种药物，埃及的木乃伊做为地中海地区历史悠久的药品和传统商品在宋代已输入中国。金素安、郭忻的《〈海药本草〉蜜香、木香、沉香之考辩》一文，通过对《海药本草》中所记蜜香、木香、沉香的考辩，指出该书记载的蜜香和沉香均为瑞香科正品沉香，蜜香可视为沉香的别名。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蜜香可以作为木香或沉香的别名，但为了临床用药的准确性，建议在临床的处方中明确使用药物的正名。靳萱等的《浅析〈海药本草〉记载的七味回族常用药物》，对《香药本草》中记载的熏陆香、没药、紫矿、阿魏、荜拨、缩砂蜜、莳萝子七味香药进行了辨析，并结合《回回药方》进行了相关阐释。从临床药物学角度探讨香药功用的文章颇多，兹仅举几例。王慧芳的《古代用香料药物预防疾病的方法》，从熏香、佩香、含香、浴香四个方面，阐释了香药的祛邪辟秽功效。王亚芬的《元〈御院药方〉中有关香药的临床应用》一文，对《御院药方》中涉及的香药进行了综合归纳，论述了这些香药在治疗中风、脾胃失调、疮肿、风寒湿气、跌打损伤等领域的运用。孙磊等人的《乳香基原的本草学、植物学和成分分析研究》一文，从本草学、植物学和药理学角度分析了乳香的特性，并从中药学角度阐释了乳香的植物成分及分类标准。
此外，亦有部分学者以医药交流、考古资料为切入点，论述了香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情况。例如，陈湘萍的《〈本草图经〉中有关医药交流的史料》一文，通过对《本草图经》中涉及的有关中外医药交流的史料进行分析，发现北宋中叶外来药物在中国已有较普遍的使用，且这些药物已融入中国传统医药体系之中。吴鸿洲的《泉州出土宋海船所载香料药物考》，以1974年6月8日出土于泉州后渚港的宋船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宋代香药的输入盛况，并对部分香药的产地及功效进行了考证分析，进而论述了外来香料药物的输入对我国医学发展带来的多重影响。而王琳、李成文的《宋代香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一文，则从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三个角度探讨了宋代香文化盛行的原因，从本草学、方剂学、临床医学三方面探讨了香药对中医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作者还指出，“香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局方》的盛行，造成过用、滥用香药之弊，也给中医学带来了不良影响。”
（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
学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多集中于宋元时期，研究内容涉及香药的种类、特性、产地、运销、流通、用途、影响等诸多领域。截至目前最为权威和全面的研究成果当属林天蔚的《宋代香药贸易史稿》一书，该书分为三个篇章，详细探讨了宋代香药贸易兴盛的历史背景，介绍了香药的种类、性质、产地、用途等基本特性，并对香药的输入路线及在国内的运销路线进行了论述，此外，该书还对香药贸易与市舶司条例、香药朝贡、香药专卖、香药的储销机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释，从内外两方面论述了香药贸易对宋代财政及与安南各国关系的影响。可以说，该书的撰写不仅为后人从事香药贸易研究起到了提纲挈领式的指导作用，而且为日后东西交通史、南洋史的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然而，由于当时搜集资料的困难，作者对于文集和地方志中的资料运用较少，同时对某些问题的阐释亦不够深入，对于宋代民间海外贸易的探讨亦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然瑕不掩瑜，本书仍是研究香药贸易的一部力作。关于宋代民间香药贸易问题，夏时华的《宋代香药走私贸易》一文有部分探讨，该文从走私的区域、走私人群、走私原因、走私影响，以及政府的措施五方面，对宋代香药走私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关于宋元时期中国与阿拉伯的香药贸易交流问题，白寿彝先生的《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一文最早对此做了阐释，该文系统介绍了宋时伊斯兰教徒所从事的香料贸易在南海贸易中的地位，以及这一贸易对宋代经济的影响，和输入香料在中国的销售、药用情况，最后介绍了宋时来华的几位伊斯兰香料商人。随后，宋大仁的《中国和阿拉伯的医药交流》一文，分别从阿拉伯医药传入中国的情况和中国医药在阿拉伯的传播两个层面进行了论述。该文指出，宋元时期，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不仅有如何配制药材的香药方，亦有阿拉伯花露水及丸散制作方法。李少华的硕士论文《阿拉伯香药的输入史及其对中医药的影响》，不仅对由汉至清阿拉伯香药入华的历史进行了简要梳理，而且对阿拉伯香药的种类及应用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对中国药材的功效与阿拉伯香药进行了比较，进而从药物学、方剂学等角度阐释了阿拉伯香药传入对中国医药发展的影响。
宋元时期泉州港香药贸易的情况，叶文程、李玉昆、聂德宁等学者曾撰文论述。叶文程的《宋元时期泉州港与阿拉伯的友好交往——从“香料之路”上新发现的海船谈起》一文，以1973年发掘于泉州的沉船中的香料、药物为线索，论述了宋元时期泉州港香药贸易的繁盛情形，以及与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往来。李玉昆的《宋元时期泉州的香料贸易》，从香料贸易的种类、数量、用途，市舶司与香料贸易的关系，香料贸易对社会的影响三个方面，论述了宋元时期泉州港香药贸易的盛况。作者指出，宋元时期，泉州进口的香料品种多、数量大、用途广，在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生活需要的同时，亦对政府财政及社会风俗产生了较大影响。聂德宁的《元代泉州港海外贸易商品初探》一文，以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为核心资料，探讨了通过进口和舶商转销两种途径进入泉州的香药品种，作者试图从进出口贸易商品的角度来探讨元代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状况。
刘冬雪的硕士论文《宋代海外贸易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一文，以香药方为中心，详细探讨了香药在宋代医方、医案和传说中的广泛应用，及其对宋代医学的推动。同时，作者还对宋人滥用香药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胡沧泽的《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文指出，香料和药物为宋代福建海外贸易进口的最大宗商品，且时人已对香药的诸多药用价值有所认识。
目前学界关于明清时期香药贸易的研究，并无太多集中的探讨，但研究明清海外贸易的论著多对此有所涉及。
万明、严小青、包来军等学者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初。万明以《敬止录·贡市考》引《皇明永乐志》中的物品清单为中心，并结合宋元方志的相关记载，发现宋元明三代，香药在进口货物中所占比重极高，且明代进口香药的种类及仓储规模皆超过宋元时期，并由此指出，明初朝贡贸易的繁盛超过了宋元，其“海禁并未影响海外贸易的繁盛，海禁不能等同于闭关锁国”。严小青、张涛的《郑和与明代西洋地区对中国的香料朝贡贸易》一文，在探讨郑和下西洋采买香料的原因和方式、香料朝贡贸易及民间香料贸易等问题的基础上，指出香料朝贡贸易及郑和下西洋活动不仅引发并推动了民间海上香料贸易的发展，而且增强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了当时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范围。与此同时，受朝贡贸易影响发展起来的民间香料贸易的价值并不能用单一的税收利润来衡量，其对时人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值得关注。包来军将明代的香料朝贡贸易与西欧香料战争贸易比较分析，指出“围绕着香料，东西方不同的经济观念、贸易方式使得双方的历史发展及结果显得如此对比鲜明：重名与重利，和平交换与战争掠夺，保守放弃与进取扩张，结局是中国的衰落与西欧的崛起。”
田汝英的《葡萄牙与 16 世纪的亚欧香料贸易》一文，探讨了葡萄牙的香料贸易活动及其重要影响，作者认为，“香料贸易是前现代最能体现全球一体化进程、最适宜以全球史视野进行考察的活动”，葡萄牙人在16世纪从事香料贸易的活动，不仅实现了欧洲人直接参与香料贸易的夙愿，而且改变了欧洲人的香料观，改变了欧洲香料市场的结构，降低了香料的价格，促使其从奢侈品向大众消费品转化。
小约翰·韦尔斯、大卫·布里贝克、卜正民等西方学者多从全球史的视野探讨14-18世纪的香药贸易。小约翰·韦尔斯的《胡椒、枪炮、战地谈判：1662-1681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和大卫·布里贝克、安东尼·里德等人所著的《14世纪以来东南亚的出口贸易：丁香、胡椒、咖啡和糖》，以详实的贸易清单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欧各国对东南亚香药产地的争夺及在东亚海域的贸易角逐。卜正民的《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香料贸易、佚失海图与南中国海》一书，以一幅被遗忘350年的中国航海图为切入点，以香料贸易为纽带，生动呈现17世纪中国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海外贸易，以及中国在亚洲海洋世界中的位置。
李斌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将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分两个时期，分别介绍了香药贸易的性质、方式、路线、价格、数量及对明政府财政所造成的影响，分析了香料在明朝对外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第一个时期的香药贸易，“以香料作为贡品输入中国为核心，以朝贡贸易为重点，以香料走私作为辅助；第二时期以西方殖民者东来为起点”。郑甫弘的《明末清初输入中国的南洋物质文化及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影响》一文，分别从“新物种的引进与传播”、“南洋物产及日用品之输入”、“中介文化：欧式生产品的间接传播”三个方面，对16-17世纪南洋物种（香药占有极大比重）输入中国的情形进行了系统介绍。田汝康的《郑和海外航行与胡椒运销》一文，论述了郑和下西洋所运胡椒对明人社会生活及政府财政带来的影响，作者认为，“胡椒在中国由珍品变为常物是郑和远洋航行所促成的改变”，利用胡椒、苏木折赏支俸的方式，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明廷的财政危机。李曰强的《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一文，以胡椒进口贸易为切入点，对胡椒传入中国及其早期影响、明代胡椒进口贸易的兴盛、胡椒与明代日常生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除上述专文研究外，关于明清香药贸易的问题，明清海外贸易的论著中亦多有涉及。如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万明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国郑和与满剌加——一个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和平崛起》、《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黄启臣的《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陈希育的《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帆船贸易》，田汝康的《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等等。
综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界关于香药贸易的探讨，多集中于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欧各国对东南亚香药产地的争夺及贸易角逐。对香药的研究，除关注其食用、药用、防腐等实用功效外，更注重探讨香料的味道对人的心理及性格产生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对于香药贸易的研究，从时段上看，大致划分为汉唐、宋元和明清三个时期。汉唐时期的中外香药交流，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陆上丝绸之路这一区域，对于海上贸易的情况则较少探讨；宋元时期的香药贸易受到学术界较多关注，且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内容涉及香药的种类、产地、运销、贸易状况、储销机构、用途、影响等多方面；明清时期的香药贸易，无论是史学界，还是中医学界，皆鲜有学者问津，其研究成果零星地散落在研究海外贸易的相关论著当中，探讨时段亦多集中于明前期，且多将其看作朝贡贸易或郑和下西洋的分支问题进行探讨，很少将“香药贸易”作为研究的核心将其置于东亚海域的大背景下，从海洋史的角度进行深度考察，尤其是15-18世纪长期执东亚海域贸易之牛耳的华商从事香药贸易的问题几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盲点。截止目前，关于明清时期香药贸易的研究尚无专门论著出现。
21世纪以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新理论的相继诞生，以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的提出，从海洋史的视角出发研究明清香药贸易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无论从研究资料、研究手段、研究条件，还是制度保障来看，相对于前辈学者皆具有更多优势。本研究力图通过对明清时期东亚海域香药贸易的探讨，在丰富中华海洋文明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站在东亚海域看中国的新研究视角，并希冀为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尽以绵薄之力。
三、研究思路及史料介绍
本书选择明清香药贸易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香药概念、种类、产地、功用及输入路径的梳理，勾勒东亚海域香药贸易网络的构建过程，探讨香药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香药如何被应用的过程，以此追寻以香药为代表的物所承载的海洋文明对陆地渗透与影响的痕迹，思考官方和民间、中央与地方围绕海洋政策为核心进行的斗争与妥协。
本书正文共分五个部分，主要内容归纳如下：
第一章在对香药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香药的种类、产地及功用做了细致梳理。笔者认为，不同时期香药的产地并非一成不变，在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香药主产地常随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更，香药的多元功用亦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得以发掘。
第二章以时间为线索，对汉唐、宋元、明清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香药贸易背景做了简要介绍。从总体上看，香药贸易的规模由汉至清，呈不断扩大的趋势；香药贸易的区域，由陆地转向海洋；香药贸易的主体——官方和民间势力，呈此消彼长之势。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香药贸易的航线及输入途径。由明至清，香药贸易航线远涉东西洋多国，贸易网络呈“小”→“大”→“小”的格局。香药输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有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民间贸易、西人中转四种方式，明前期以朝贡贸易和郑和下西洋活动为主，明中叶以后，民间贸易和西人转运占据主导。
第四章从香药贸易与政府财政、沿海经济、个人财富三个层面，探讨了香药贸易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多重影响。透过分析我们发现，在香药贸易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时常充斥着官方与民间、中央和地方为了各自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与妥协。
第五章从宗教祭祀、医疗保健、日常饮食三个方面，阐述了香药在中国社会的运用情况。各类香药在中国社会的应用过程不仅完成了其自身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身份转化，而且彰显了海洋文明对陆地的辐射与影响。
由于香药贸易与明清中国社会这一课题，既涉及到海外交通史、日常生活史的相关内容，又离不开对医学史的探讨，因此资料分布十分零散。根据笔者的搜罗、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香谱、医书、本草类书籍。目前史学界关于香药的研究对香谱中的资料有所涉及，但较少运用历代医书和本草类书籍中的资料。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香谱主要有洪刍的《香谱》、陈敬的《陈氏香谱》和周嘉胄的《香乘》，三种香谱中记录有各类香品和大量香方。《唐本草》、《海药本草》、《本草衍义》、《证类本草》、《食物本草》、《本草纲目》、《本经逢源》等本草类书籍，详细介绍了每种香药的特性、功效及使用禁忌，通过对历代本草类书籍中所记香药种类及内容的详略性和准确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香药在医药领域的应用历程。《外科精要》、《寿亲养老新书》、《丹溪先生心法》、《局方发挥》、《卫生宝鉴》、《普济方》、《医宗必读》、《赤水玄珠》、《证治准绳》等医书中，记载有丰富的医方，从总体上看，添加香药的医方在各类医书中所占比重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第二类，日用类书、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遵生八笺》、《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群物奇书》、《竹屿山房杂部》、《万宝全书》、《墨娥小录》等日用类书中，记载了大量使用香药的香方、医方和食单，而这类书籍中关于香药应用的记录，最能反映香药在广大民众中的使用情况。万历九年重刻本《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黄希贤所作的《序》中即说道：“《居家必用》一书，由来久矣。首尾凡十卷。其书事兼四明，录及九流，博大知悉，罔不具备。大都摘群书之关要，诚家居者，必不可少也。”《饮膳正要》、《易牙遗意》、《随园食单》、《食宪鸿秘》、《老饕集》、《养小录》、《醒园录》、《调鼎集》等食谱中，记载有诸多使用香药作为作料的食单，通过比对发现，不同时期香药运用于饮食的情况有较大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时人饮食观念的转变。
第三类，海洋图书。《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顺风相送》、《指南正法》这类图书的作者或亲赴海外，或听人描述、各方搜集，记录了大量有关香药特性及其产地的知识。《东西洋考》则系统记录了官方视野下海外诸国的概况、海洋贸易的航线和税收等相关问题。《郑和航海图》、《明代东西洋航海图》、《清代东南洋航海图》等航海地图，分别从官方和民间的视角，详细客观地呈现了明初至清中叶，华人在亚洲海域的香药贸易网络。
第四类，日记、文集。明中叶以后，西方人开始进入亚洲海域，并积极参与到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香药贸易中来。江树生译注的《热兰遮城日志》（共四册）详细记录了1629年至1662年间，大员与东南沿海及巴达维亚间的贸易往来，该日志虽以流水账的形式记录，却大量保存了大员与东南沿海间的贸易清单，其中涉及香药运销和交易的资料十分丰富。马士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大量记载了清代以英国人为主体的西方人参与对华香药贸易的情形。《东印度航海记》、《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热带猎奇——十七世纪东印度航海记》、等书，生动描绘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以及亚洲海域的香药贸易活动。《林次崖文集》、《典故纪闻》、《菽园杂记》、《陶庵梦忆》、《镫窗丛录》、《墨井集》等文集中亦散落了大量有关香药贸易及应用的信息，值得仔细搜罗整理。
第五类，官方正史。主要包括明清实录、（正德）《明会典》、（万历）《大明会典》、《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明经世文编》、《明史》、《清史稿》等。明清时期，统治者屡次颁布禁海令，海外贸易政策多有变动，官方正史中的相关史料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香药贸易的性质颇为重要。同时，这类资料中记录有大量关于朝贡贸易的信息，成为探讨明前期香药贸易不可或缺的资料。
第六类，地方志书。主要包括省通志、府县志、乡镇志等。诸多方志的 “番夷志”、“赋役志”、“风土志”、“杂物志”等门类中涉及有香药进口种类、香药税额、香药在当地的应用情况等相关问题，但由于其分布较为零散，加之时间有限，笔者未能很好地将不同方志中有关香药的记载进行比对分析，有效利用。
网站编辑：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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