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对正义观的冲击和全球治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全球正义已经成为一项亟待拓展的议程。究其原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二元悖论、国际政治中道德原则的复杂性，这三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全球正义的实现。本文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流散拓宽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治理结构的民主化渠道，缔造了全球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环境；化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二元悖论、达成合作是维护全球正义的基本保障；承认差异、兼容并蓄是建构全球正义观的基本原则，个人正义是全球正义的起点与归属，全球正义观须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依托。

冷战结束后，军事联盟的弊端逐渐显现，“联盟无用论”、“联盟终结论”的观点不时出现。可现实是，军事联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联盟转型是联盟延续的重要原因。通过联盟转型，实现利益再协调、功能再设置、关系再调整和战略再协商，进而有可能使联盟在内外环境变更的情况下得以保持。冷战后，美国为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极力推动其在世界各地的联盟进行调整与转型。北约转型、美国亚太联盟调整、“志愿者联盟”不断兴起等是当前世界联盟大转型的典型代表，也为联盟转型研究提供了丰富案例。联盟转型加剧了中国周边安全的碎片化，中国可以在继续坚持结伴而不结盟战略的同时，适时采取楔子战略分化敌对联盟。

中国与东盟国家仍在进行关于“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行为准则”）的磋商，体现了南海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和敏感性。南海问题的凸显既反映了地区各国海洋意识的提升，也反映了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新变化。长期以来，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行为准则”被赋予了错位的使命，造成了很严重的误解。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要深刻认识到，“行为准则”不能替代甚至推翻相关国家以往达成的各项文件。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行为准则”〖JP3〗已经进入实质性磋商的深水区，因各方诉求和利益不同，一些相当棘手的问题仍需通过外交途径循序渐进地加以解决。

美国跨国石油公司的基本优势、目标追求及与美国政府的竞合关系，是影响其干预南海问题能力的三个基本因素。南海丰富的油气资源吸引力、周边国家的制度性诱惑力及美国自身的推动力，促使美国跨国石油公司深深地卷入南海问题，并发挥其高效的干预能力。美国跨国石油公司使南海问题朝着非良性化发展，给南海争议国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机会与空间，使域内外国家联手制衡中国的动机更加强烈。但美国跨国石油公司的双重身份、其在华重大利益的存在以及国际制度的约束，决定了美国跨国石油公司对南海问题的干预是有限度的。

建立信任措施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普遍用来降低军事意外冲突的一种机制。但现有国际关系领域建立的信任措施（模型）大多重视经验分析，而鲜有探讨国家间互信机制的生成。本文以希腊与土耳其在爱琴海争端中的互信实践为研究案例，总结出两国建立互信机制的互动模式与实施路径，并进而梳理出国家间信任的三个层次，以期为中国解决海上领土争端提供借鉴。

随着南海主权争端的不断升温，两岸南海合作议题备受关注。两岸在南海海域基于“一个中国”而形成的共同利益，构成了两岸南海合作的基础；同时，两岸南海合作也面临着诸多短期内难以克服的障碍。从总体上看，两岸南海合作的空间不大，目前的合作空间仅限于一些经济性、功能性和事务性领域。

随着南海主权争端的加剧，在“五国五方”动议的基础上，台湾方面提出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五国六方”动议，并基本得到南海周边四国和美国的支持。“五国六方”动议提出后，台湾当局和两岸的部分学者对其表示认同，积极倡导中国大陆考虑接受。笔者看来，南海主权争端中，台湾方面的“五国六方”动议意在突显台湾的主体性和“主权国家”身份，不利于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南海周边四国支持“五国六方”动议意在联合对抗中国，不利于维护中国南海主权。因此，“五国六方”动议不具有可行性。

近年来，呼吁两岸东海合作的声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然而这种合作意向仍面临不少现实困境。通过对“台日渔业协议”内容分析可知，日本为阻止两岸联手保钓，在东海渔业资源上对台湾做出一定“妥协”，但却不能忽视台湾当局由此在领土问题上间接对日本做出的实质让步。这不仅引起舆论就对日实质让步的不当行为提出质疑，也增加了在领土问题上与日本后续谈判的难度。此外，该协议对两岸东海合作具有明显冲击，不仅降低东海合作的可能，窄化东海合作的路径，也会错失东海合作的时机。

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了多国对国际金融体系权力分配不合理的质疑，坚定了金砖国家改革体系权力结构的决心。根据现实建构主义理论，权力结构能够协调体系内权力与认同的博弈关系，即约束七国集团的权力并使各国对体系保持认同，从而维护体系的稳定与发展。因此，金砖国家需要在当前权力再分配的关键期，增强金砖国家作为改革主体的实力，推动权力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完成权力结构的良性改革，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

深入研究海洋污染事件，需要对其基本类型、主要特征和社会效应展开梳理。本文在进行类型学划分的基础上，探讨了海洋污染事件的主要特征，即它根源于现代性，发生频率呈现出上升性，影响具有综合性。就社会效应而言，表现为导致公众健康受损，引起环境抗争与社会恐慌，影响社会稳定和国际关系。治理海洋污染的关键是协调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构建陆海统筹的环境治理机制并加强海洋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

“政治等效”理论是基于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专门针对外宣翻译提出的翻译理论，外交语言作为国家政策的“第二代言”，必须更加注重信息的准确性和政治性。近年来中国更加关注海洋外交，颠覆了从前以陆地为主的区域化外交形式。本文以习近平在2014年APEC会议上的发言及海洋外交系列演讲的口译为例，在“政治等效”原则指导下分析其海洋外交理念下演讲词的翻译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