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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学报 2015年 23卷 2期 刊出日期:2015-02-20
政治与法律
论条约解释中的国际法体系之维护
冯寿波
2015, 23(2): 1- | Ful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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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界的研究和条约法的实践表明,对于国际法是否具有体系、是否存在位阶,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c)项的含义、作用等问题,尚存较大分歧。由于国际法的体系化与碎片化、开放性与自足性并存,基于共同的价值和初步位阶基础,现存国际法是个发展中的不完备体系。“碎片化”损害了国际法的体系性,其产生的原因较复杂,包括国际法本身的局限、执法者的缺失、国际关系的演变等。本文探讨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c)项所具有的整合功能和发展功能,从条约解释角度维护国际法的体系性,这不失为减少“碎片化”的有效途径。但该方法尚存局限性,国际法体系现状决定于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现实仍难以撼动。
论沿海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管辖权——兼论我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规制
武良军,童伟华
2015, 23(2): 11- | Ful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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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管辖权,同时又对沿海国管辖权的行使做出了诸多限制。沿海国对外国船舶污染刑事立法管辖权的行使,必须严格遵守《公约》的限制性规定。与《公约》的有关规定相比,我国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规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和签字国,我们理当积极依照《公约》的规定,结合我国管辖海域内外国船舶污染的现状,完善对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立法。
国际关系
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之论
李志永,袁正清
2015, 23(2): 20- | Ful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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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西方逐渐相对衰落时,当今的中国已经处于“坐二望一”的权力地位。面对国际形势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剧变,当前中国外交正面临巨大的转型机遇与挑战。在经历了致力于生存的革命外交与致力于国内发展的发展外交之后,中国正迎来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外交新阶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践行要符合世情、国情与现实需要,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在于,这是一条告别传统大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大国外交之路,而致力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促进和谐世界的新型大国外交之路。
中等强国集团化的理论研究——发展趋势与中国应对
戴维来
2015, 23(2): 30- | Ful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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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国际格局多极化态势日趋明显,一批实力显著、“志同道合”的中等强国超越国际多边机制,就共同的利益关切加强协调、拓展合作、推动联合,在合作领域、层次、形式上组成制度化的中等强国集团。
它们在改善全球治理、激发经济活力、推动体系革新方面着力重组国际规则、重构力量格局,进一步拓宽了中等强国的外交范围,有力地提升了话语权和影响力。
本文认为,对中国而言,中等强国集团化既是机遇,但也形成某种压力。中国应该加强与其的沟通和联系,在合作框架中寻找共同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挑战最小化。
集体安全化与东亚地区网络安全合作
刘杨钺,杨一心
2015, 23(2): 42-54 | Ful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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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安全正成为影响人类和平发展的重要议题。在过去十年里,东亚地区尽管是互联网发展速度最为瞩目的地区之一,但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也日趋高涨。本文以安全化理论为视角,〖JP2〗分析了东亚地区网络安全的基本态势,以及东亚各国网络安全化模式的差异性,并就如何推进网络安全国际合作提出了不同的主张。笔者认为,东亚国家在网络安全威胁的意象建构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降低了推进集体安全化的成效,有可能阻碍东亚网络安全合作的进展。
总体安全观视角下的中国援外战略分析
王箫轲
2015, 23(2): 55- | Ful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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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外援助是一种柔性的外交政策工具,它能够为国家发展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支撑和道义支持,同时避免因使用政治、军事手段带来的冲突,在很多国家被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三支柱。中国的对外援助战略不仅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要充分考虑由于崛起带来的安全压力和道义需求。在强化总体安全观的新形势下,中国需要调整传统的援助战略,完善对外援助的国内制度体系,适度参与对外援助的国际协调体系,实现援助理念的与时俱进,为国家外交政策留下更灵活的行动空间。
发展与战略
论数据主权----基于虚拟空间博弈与合作的考察
孙南翔,张晓君
2015, 23(2): 63- | Ful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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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数据跨境流动和储存更加日常化和便捷化。在大数据时代,国家数据安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数据主权将成为各国对数据及相关技术、设施、服务商进行管辖的理论基础。实践中,国家间的自发博弈形成了多重管辖权冲突和国家安全困境的无秩序状态。欲破解无秩序困境,国际社会应回归数据主权的合作参与性,以对数据的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为原则,对虚拟空间共有物实施共管,并对虚拟空间犯罪采取集体行动,以确保全人类共同的安全和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的安全挑战与中国的选择
刘海泉
2015, 23(2): 72- | Ful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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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对全面提高国家开放型经济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双重安全挑战:其一,以大国政治博弈、领土和岛屿争端以及区域内个别国家政局动荡为主的传统安全挑战;其二,以恐怖主义、海盗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为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分析“一带一路”区域内安全合作现状的同时,本文提出,为应对安全风险,中国除了发展自身力量外,〖JP〗还需要贯彻“三个重视”,即重视合作中提供安全公共产品、重视美国与俄罗斯的利益关切和重视巴基斯坦的“支点”作用。
经济与社会
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
白云真
2015, 23(2): 80- | Ful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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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亚太地区与新兴大国崛起的经济权力时代,奥巴马政府以经济治国方略观将经济与市场力量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调整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推动贸易、投资与商业外交,以援助、制裁、伙伴关系等经济工具应对中国崛起、乌克兰危机等对外政策挑战,加强外交能力建设。这些举措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战略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发挥政治影响与维护安全利益形成制约的作用。为此,我国应以公私伙伴关系深入推进对外战略转型,推进贸易、投资外交,以经济资源与手段、经济伙伴关系应对安全挑战,加强自身外交能力建设。
日本海洋软实力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宋宁而,王琪
2015, 23(2): 90- | Ful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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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软实力的建设是日本建设其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实质上是日本结合其内在需要、刻意对外打造“国家形象”的过程。这一过程共分五个阶段:“脱亚入欧”时期对海洋软实力的无意识建设、“低调收敛”时期海事社会发展模式的初步形成、“经济大国”时期海事社会发展模式的逐步成熟、“经济文化大国”时期综合性海洋政策的统筹规划、“大众文化大国”时期的全民海洋软实力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两项阶段性成果和一项目标:海事社会的发展模式、综合性海洋政策下的海洋事业统筹发展模式、“国家—社会”的全民海洋事业发展模式。日本海洋软实力的建设经验为我国海洋强国的建设之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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