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敏感海域制度是国际海事组织主导的海洋环境保护制度，通过规范国际航运活动实现海洋环境保护，与其他相关海洋环境保护制度具有差异性。南海符合特别敏感海域选划标准，从南海争端现存局势看，在南海申请指定特别敏感海域对中国利弊均存，但利大于弊。中国应当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和1974年《国际海上人生命安全公约》缔约国框架内，主动介入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所提特别敏感海域申请，从把握区域环境治理国际话语权及积累政治互信角度出发，采取双边路径与多边路径相结合的方式，以国际海事组织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为依据，选择适宜于本国的特别敏感海域制度申请路径及海域管护措施，以维护我国在南海享有的合法权益。

防空识别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是沿海国为维护国家安全而在领海以外水域上方划定的一定空域，其虽然是对空域的划定但却以领海基线为起点。囿于经济驱动的不足以及安全利益的弱化，该制度始终未能通过国际条约或者国际习惯确立其法律地位，这就使得防空识别区作为国家主权权利的拓展无法得到国际法的有效保障，而成为国家权利的“灰色地带”。防空识别区具有剩余性、技术性、辅助性和沿海性等特点。根据对等原则，任何已经建立防空识别区的国家都不应当对我国的防空识别区制度提出质疑。深入理解防空识别区的这些性质和特点对于我国防空识别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巴西—秘鲁“两洋铁路”具有重要的地缘经济意义，有利于促进南美区域一体化及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降低中国与巴西等国的运输成本和物流风险，并促进中拉经贸、投资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该铁路的建设进程易受到环保类社会组织、原住民团体等社会组织的制约，并面临铁路建设成本、盈利能力、巴西和秘鲁国内政治与社会状况等因素的考验。中国需妥善应对当地社会组织，鼓励中国国内社会组织“走出去”，利用当地的社会资源，以此推动和参与巴西—秘鲁“两洋铁路”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