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本文借此时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外交加以总结，以梳理四十年外交重要事件为研究方法，结合外交事件和四代领导人讲话，指出四十年外交的延续性和演变过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精神，以及和平与发展两大国际主题都贯穿了四十年外交历史。随着世界走向多元化，中国外交开始更多有所作为，并在近年增加了旨在保护中国海外利益、提出合作倡议的新内容。习近平主席的理念与邓小平外交原则一脉相承，同时也是应中国当前的外部环境而提出。中国四十年外交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稳定外部环境，避免了重大外交事故，可以称得上成功。

南海仲裁案是检视国际司法当代发展和现实效果的一个典型素材。国际司法机构、实践的增加以及国际司法程序的强制适用是国际司法当代扩张的表现，体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由“权力导向”向“规则导向”的转变。但司法依据的不完备、司法机制的西方倾向以及司法过程的政治干预使得国际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尚未全面树立。我国既要认可国际司法相对于传统争端解决方式的优势及其背后的制度性权力价值，也要注意到现有国际司法机制的局限性及其带来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我国当前区分参与国际司法的选择具有合理性，应在渐进思路下，通过参与国际司法的改革进程以及推进“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构建，提升我国的国际司法能力。

二战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之下，国际机制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虽然逆全球化或成为扰乱当今世界发展的一股暗流，但构建高效的国际机制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挑战、化解危机、深化合作的重要途径。但是当前，国际机制众多，机制关系复杂，机制重叠现象突出，尤其是国际机制在行为主体、问题领域和功能治理层面的重叠，严重限制了国际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湄公河地区地缘位置独特，历来为大国地缘博弈之地，致使该地区双边与多边国际机制众多，机制重叠现象尤为突出。2016年，中方推出澜湄合作机制后，得到柬、越、泰、缅、老等五国的积极响应。但是，如何面对该地区日趋严重的机制重叠现象，成为摆在澜湄合作机制建设面前的首要任务。针对湄公河地区各类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叠问题，本文认为在行为体上调整机制布局、在问题领域增进协商合作、在功能治理上创新合作途径是未来澜湄合作机制在众多国际机制中脱颖而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

研究对外政策话语权与国家实力脱节这一问题对更好地理解和建构我国国际话语权意义重大。已有解释认为对外政策话语权的基础在于是否符合普世价值以及是否能够借助共同体建立起沟通平台。本文认为，产生这种脱节现象的原因在于国家间的信息不对称。依靠本土化与专业化策略与国际制度可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状态，对外发出高成本的信号，从而实现对外政策话语权的塑造，提高对外政策话语权。

美国近来以“公平贸易”政策为由，频繁对他国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措施，与多个经济体产生贸易摩擦。中美贸易关系最为紧张，双边就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议题分歧巨大，未达成任何制度性协定，同时两国在高端制造业和贸易新领域竞争日益激烈。301、201、232、337等条款作为美国贸易政策工具由来已久，是美国维护自身贸易霸主地位的有力武器。因此中国缩减贸易顺差并不能解决中美贸易摩擦，而应坚持多边贸易机制，维护自身系统性利益；扩大开放，建立合作制度；提升贸易政策合规性，为“中国制造2025”铺路。

中拉能源合作是中拉经济合作的重要环节，其前景广阔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其中，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构成诸多挑战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特朗普当政后，其能源政策与上届政府相比有较大转变，这些转变主要包括：促进能源产业发展，解除能源行业管制，修订能源贸易条件和缩减能源相关预算等。这些政策变动影响到美国和拉美能源关系中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清洁能源及减排合作等关键领域。在全球能源格局变革不断的大背景下，中拉能源关系目前正处于高峰期后的一个调整阶段，而当前美国的能源政策转变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深化中拉能源合作提供一系列新的机遇，包括增加拉美对中国的能源供应，促进中国对拉美能源产业投资和金融的多元化，以及为中拉能源外交和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上的合作创造新空间等方面。中国应该把握时机，利用美国能源政策变动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中拉能源合作。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程中，中非海上互通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撒哈拉以南非洲港口及其集疏运系统发展滞后并严重制约其经济发展。目前，在区域规划的引领下，该地区国家已大力推动运输通道和港口建设。中国在对接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过程中，相关融资机构与建设运营企业已通过多种方式，建设、投资与运营了部分港口项目，但亦面临因项目布局、参与主体构成及运行方式不合理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因环保问题和东道国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可能触发的社会风险，以及外部政治因素引起的地缘政治风险等多重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往往相互交织、互为触发因素。妥善应对这些风险，对保障中国参与非洲港口发展及中非海上互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政府、融资机构、相关建设与投资运营企业需优化项目评估与项目布局、拓展融资方式、强化社会风险防范、构建利益相关方共同体以及充分利用多边合作平台。

管控海上咽喉的国家，能够凭借其地缘便利，比其他国家更加顺畅、高效地以更低的成本从海外获取国家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市场。管控模式的变迁意味着地缘主导权归属格局的根本改变，其中，海上咽喉地缘便利性的变化和使用国的实力竞争对这种变迁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新兴使用国在拓展海外联系时，会增强对海上咽喉地缘便利的依赖，往往会在这里增投实力资源以改变管控国数量、共管国实力竞争格局或独管国权威水平，从而使原有模式发生变迁。

20世纪50年代南沙争议凸显之时，英国政府内部讨论了在历史上与其有一定关联的南威岛和安波沙洲如何应对问题，然而一致意见是因法理依据薄弱而导致“主权”主张失效，此立场在对外交往中亦有所表述。为应对南沙问题，英国政府一方面既不承认他方的南沙主权主张，也不公开放弃对两岛屿的声索；另一方面对南沙纷争持中立、不介入立场，然而在实际分析问题时有对两群岛属于中国的默认，并质疑南越、菲律宾提出的主张。在东南亚力量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加之考虑到在南沙无实在的地缘利益，英国政府选择逐渐淡出争议舞台。英国政府相关部门对南沙某些情报的搜集和分析，能为客观认识南海局势的变化，以及他方立场提供一定参照。与美国的遏制战略不同，英国基于实际的地缘政治考虑而决定南海立场，这反映出其南海决策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