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之“国际习惯法”说的主要理论障碍为“一般海洋法规则例外”说，从历史性权利的产生、认定及适用上讲，后者无法成立。根据南海周边各国的惯常行为和法律确信，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还可进一步定性为受区域性国际习惯法的调整，此习惯法为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维护提供专门的理论保障，由此弥补“国际习惯法”说的不足。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根本，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不断对政治进行渗透，日益对国家主权、社会秩序和执政环境等进行深度嵌入与整合，这些智能技术在变迁过程中也蕴含着大量应用场景失控或防控措施缺失等问题，乃至于影响现代政党的政治安全。一些西方政党纷纷将智能技术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政党动员、内部治理、政治传播，并把人工智能运用到社会治理、政权巩固等方面，进而一度有效维护其政治安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准确把握人工智能时代政党发展的新趋势，借鉴西方政党在人工智能时代维护政治安全的主要策略，能从顶层设计、治理实践、国际合作等三个方面为维护党的政治安全提供重要启示。

 “印太”战略是印度政府为了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而在“印太”地区实施的新外交方略。印度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等视角审视“印太”地区在本国对外战略中的价值和地位。印度“印太”战略以赢得世界大国认可、实现多极化世界秩序、推进“东进”政策和确保印度洋是“印度之洋”为目标。随着美国、日本、中国、澳大利亚等国对“印太”地区关注度的提升，以及“印太”地区新战略格局的逐步形成，欲在“印太”地区有所作为的印度必将有新的战略举措。面对“印太”地区的新战略态势，印度将采取何种应对战略值得关注。从当前态势来分析，印度洋优先战略、积极的参与战略和融合战略会成为印度的优先选择。诚然，也不否认在特殊情况下印度会采取排他性战略。

城市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使其成为了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之一。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城市的自身治理以及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议程为城市参与其中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议程目标之一即是城市与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本土化治理中，城市针对经济、社会与环境领域的政策需要不断实现创新，以达到相关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渠道，是支撑和扩散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理念与最佳实践的重要平台。作为全球性的纲领文件，这一议程需要在城市外交与城市治理中不断内化。可以说，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联合国所试图构建的多元多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美两国的海洋安全观是理解中美海洋战略互动及中美关系的重要视角。尽管中美两国都主张海洋安全，但是两国的海洋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海洋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的海洋安全政策基于自身安全困境，旨在维护海洋安全、国家安全及国家可持续发展；美国的海洋安全政策基于其全球霸权地位，旨在推进海洋霸权，保证美国的绝对海洋安全。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应对中国海洋崛起。尽管中国追求公正的新海洋秩序和海洋规则，无意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但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现有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与海洋规则。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海上实力的提升，它对智利的外交策略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由于和智利之间存在商业利益的竞争，美国对南美太平洋战争的调停明显偏向秘鲁与玻利维亚，之后还间接参与了智利内战，暗中支持巴尔马塞达政府，连美国海军都直接参与了巴尔马塞达支持者的撤离工作。双方对立的本质在于,美国不满智利对硝石的排他性占有，并利用硝石经济的不稳定性对智利海军建设的拖累，趁着国际硝石市价暴跌和两国海军实力逆转之际，炒作“巴尔的摩号事件”谋求政治利益。美国海军首次向智利公开发难，迫使后者妥协。事件之后，“门罗主义”不再只是搭乘英国海军安全便车的“妄言”，为美国海上大国地位的形成先在西半球奠定了基石。因此，针对美国海军在南海仲裁期间同步展开的海军强制外交，理解百年前“巴尔的摩号事件”中美国海军部署左右智利司法审判的先例显得尤为必要。

在贸易关系中，一国的贸易预期会直接影响其对他国的贸易政策。当一国对未来贸易环境持正面预期时，会倾向于与当前的贸易伙伴维持和平相处状态；反之，当其对未来贸易环境持负面预期时，就可能主动挑起贸易争端。对华贸易的负面预期是美国挑起中美贸易争端的主要动因，这一负面预期的产生是内生因素和外在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贸易逆差扩大、美国的保守主义氛围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国体制的认知偏差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负面预期的内生因素。东南亚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和朝鲜问题则作为外在因素加剧了美国对华贸易负面预期。经贸摩擦破坏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最终结果将是两败俱伤，中国应力求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积极引导美国形成对华贸易的正面预期,避免“两伤”局面的出现。

国际秩序是观念、制度和权势在特定国际环境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事务中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会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重要影响，甚至不同程度地改变国际经济秩序。本文致力于通过学术探讨改进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一是从结构化概念和系统科学的角度解析国际经济秩序，构建文章的主要分析框架，包括基本层的本质含义和生成维度、第二层的狭义与广义环境和第三层的质化指标。二是总结“观念-制度-权势”三维机制，探讨观念、制度和权势生成国际经济秩序的运作机理。三是着眼于国际经济秩序的构成要件以及国际经济秩序生产过程中的外部环境、霸权国与大国的作用，分析国际经济秩序的可变性与可塑性。四是根据国际经济秩序在上述环节中的可塑性和“观念-制度-权势”三维机制，探讨中国提升国际地位、增强战略能力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现实路径和有效措施。

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未来几年面临着重要的治理挑战。作为全球贸易治理的新战略，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转向以封闭式诸边协定(PAs)和开放式关键多数协定(CMAs)形式为主的诸边主义。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发展成为一个“俱乐部中的俱乐部”。诸边主义兴起同时带来了机遇和风险。它既可能重振世界贸易，使世界贸易组织现代化，也可能会使全球贸易体制碎片化。政策制定者应利用诸边治理的效率和有效性，同时限制诸边主义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贸易制度的负面影响。为了诸边主义有效和可持续，它必须与多边准则和原则相结合，任何诸边办法都应提供灵活性的空间，以便在多边层次上促进最终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