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中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下简称BBNJ 环评制度）是目前国际上认同度最高的全球海洋治理安排之一，也是全球海洋治理的具体演绎，包括治理客体、主体、目标和规制四大要素。国家主权主要通过BBNJ 环评制度的治理主体、治理目标和规制内容发挥作用。就治理主体而言，主权国家主导着现有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评制度，是BBNJ 协定环评议题最核心的推动者。就治理目标而言，BBNJ 环评制度的目标是主权国家／ 国家集团的共同长远利益，而主权国家通过自主限制或让渡BBNJ 环评启动决定权、环评执行权和监督审查权等部分权能性主权，推动BBNJ 环评规制目标的最终达成。就规制本身而言，现有可供参考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评制度多“依托国内环评制度”，并且“保障和维护国家主权”成为BBNJ 环评制度谈判方的共识，国内环评制度的外溢是BBNJ 环评规制的发展方向。

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如何发出信号、何时做出承诺，以及承诺哪些内容，是一个重要的外交战略问题。纵观学术界对外交承诺问题的研究，存在三种主要的可信承诺研究范式。理性主义的承诺分析包括威慑理论、观众成本理论与战略抵押理论，其核心思路建立在经济学逻辑之上，认为展示清晰并昂贵信号，增加违约成本将有助于增强承诺的可信度。文化建构主义则强调承诺的社会性情境，可信度取决于话语沟通、文化规范与互动实践所塑造的社会形象。社会心理学路径则聚焦于行为体的属性特质，强调微观层次的心理感知、情绪传递与声誉评价机制。既有文献加深了我们对可信承诺机制的理解，但缺乏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未来研究需要将承诺者与受诺者的互动整合起来，同时关注时空情境对承诺效力的影响。

海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和运用是否科学合理，将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以我国中央政府1982—2016年间颁布的海洋环境政策为分析样本，按照制定分析框架、定义分析单元、样本编码和统计数据分析等步骤对海洋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进行计量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海洋环境政策工具的四种基本类型，即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信息公开型和社会参与型工具分别存在使用过溢、乏力、陈旧和不足的问题，并且政策工具组合搭配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同时，对海洋环境管理的事中监督指导不到位，缺少灵活有力的问责工具。未来应该加强市场激励型、信息公开型和社会参与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构建政策工具的综合应用模式，并且以海洋环境治理的事中控制为核心，完善海洋督查制度，加强政策工具创新。

二战结束以后西欧六国开展的“欧洲煤钢联营”能够给南海共同开发提供有价值的启示。欧洲煤钢联营有四个方面的重要经验：设立了超国家机构“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采取渐进的功能主义方式，方法上具有创新性；大国合作和领导，同时兼顾平等和小国利益；政治精英发挥了政治智慧。“欧洲煤钢联营”与南海共同开发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都存在调适“领土主权争议”与“资源共同开发”的路径选择问题。欧洲煤钢联营对南海共同开发的政策启示包括：南海资源双边开发协定与多边开发机制并行推进；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作为共同开发的重点领域；未来可设立“超国家”色彩的“南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着眼远大的政治经济目标和未来的东亚一体化。如果南海沿岸国能成功开展共同开发，这将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南亚区域合作萌芽于二战结束之初。1980年之后，南亚区域合作加速推进，逐渐形成了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与一系列次区域组织为依托的合作机制。21世纪以来，南亚自贸区建设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在能源合作领域的成绩较为显著，次区域合作的成效更为突出。不过，南亚区域合作的协议签署多，执行弱；合作长期停留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无法深入到更加重要的地区安全合作领域。另外，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地区主义在南亚的缺失、恐怖主义的泛滥以及各国对外战略重心的差异都对南亚区域合作带来了挑战。未来，南亚区域合作将会出现分化的态势，全区域整合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