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至今有关对美制衡缺位的问题，引发学术界对传统的均势理论和“制衡”行为本身进行不断地更为深入的研究。关于对美制衡缺位的解释，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权力差距说、威胁制衡论、制度和观念作用论、潜在制衡者之间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国内因素说等。基于目前学术界各种不同的解释，本文试图从“制衡”行为本身，即制衡的条件、制衡的起源、制衡的障碍和美国的反制衡战略角度，对既有观点予以重新解读。制衡的条件关注的是传统均势理论中权力失衡的限度；制衡的起源关注的是制衡者要制衡的对象并非传统均势理论所说的权力而是被制衡对象所带来的威胁；在对制衡的障碍论述中，集体行动困境关注的是“制衡者”理性行为体假定的有限性，国内因素说关注的是“制衡者”作为单一国家行为体假定的有限性；反制衡战略则是从“被制衡对象”作为能动行为体的角度出发，探究其通过利用上述导致制衡缺位的机制如何规避制衡。

南海问题具有复杂的政治和历史成因，且与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国际海洋法发展等密切相关，涉及地区海洋秩序的结构与重构。南海问题的发酵，反映了“二战”后地区秩序安排未能得到有效尊重和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局限性以及地区相应机制安排的缺失，同时也是大国海洋秩序博弈与地区规则“建章立制”的较量。对于中国来说，应该顺势而为、化危为机，将南海问题的解决与参与和塑造地区海洋秩序相结合，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与合作之海。

由于中日关系新格局的出现，以及2009年以来美国亚太政策的刺激，为了迫使中国接受日方在东海的“中间线”主张，同时也为了与日方的钓鱼岛政策相协调，日方不断滋扰中国在“中间线”以西海域合法的油气开发活动，以期在国际社会上制造“中间线”以西海域争议化的假象。尽管日方的这一做法在国际法上难以立足，但是客观上却给中国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干扰了中国正常的油气开发活动，让东海紧张局势难以缓解，致使“中间线”以东海域存在争议的事实被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