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巩固”作为一种领土权利取得的学说，在适用范围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争议，或者被一些学者视为确立领土主权的“辅助考虑因素”或“非独立的领土权利来源”。该理论强调在一定情况下，领土主权的确立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渐进过程，通过侧重考察国家领土权利主张的公开性、主权宣示行为的充分性、当事国的利益、他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承认或默认、禁止反言等方面的证据，判断多重因素或“多重根据” 产生的“累积效应” 是否足以确立领土主权的分析径路，对于国际司法乃至国家行为实践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对于该理论在领土争端解决中注重多因素结合的分析方法方面的特色，应予关注。

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构建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因利益交织､命运共存联结而成一体的特点,决定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但是全球现有160 多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和现实情况的相异性,导致彼此利益诉求产生差别化的情况,而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实际效率｡中等强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群体里具有较高地位的地理人口大国,并且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和影响力,以中等强国为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布局抓手和区域支点,能够有助于提升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专注度和实效性｡本文将就中国外交如何以中等强国为布局支点,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发展的战略､对策､机制､措施以及未来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有效政策和策略手段｡

近年来,中俄美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中亚战略｡俄罗斯和美国试图巩固自己在中亚的地位,在中国“一带一路”规划中,中亚地区也被囊括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范畴之内,形成三国中亚战略交错和对冲的局面｡基于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对这一事实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剖析,可以发现,冷战后中亚地区经历了从权力真空到美俄争霸,再到中俄美不等边三角关系形成的不同发展阶段,客观上形成了权力转移的事实｡中俄美三者的中亚战略在地区指向方面有较多的重叠,但从战略意图到具体实施具有较大差异性｡中国无意参与中亚地区争霸,但由于国家实力与战略意愿的提升,客观上会导致中国在该地区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

目前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过程中面临着日益紧迫的碳约束，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位。清洁能源作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主导因素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推动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已经成为一国优化外部发展环境、保障低碳竞争力以及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构建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国内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崛起，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经历了从“外生性能力援建”到“内生性制度化”外交的四阶段演进路径。特别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世界首位的清洁能源大国之后，其外交呈现出多层多轨、“南南”模式创新和伙伴关系网络化等新态势。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国内绿色发展的大力保障、国际体系的权力流变以及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能动性转向。该外交新态势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低碳转型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和能源新秩序构建中的话语引领力和制度性权力。

虽然蔡英文当局南海政策的文字表述前后存在差异,但其固守太平岛､投靠美国以及利用南海问题推行“台独”路线的核心政策始终没有变化｡蔡英文当局的南海政策不仅与马英九当局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即使与同样主张“台独” 的陈水扁当局相比也有诸多的不同｡认清蔡英文当局南海政策的本质,有利于廓清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我们在未来涉及南海的对台工作中作出恰当的政策选择｡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实现了海上战略崛起,其在周边海域所经历的战略形势与中国今天在南海有相似之处,当时,战略家马汉对于美国周边海域特别是加勒比海的海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战略智慧｡美国海上崛起的理论需求是促使马汉思考加勒比海海权问题的内在推动力,而巴拿马运河开通则是加勒比海问题升温的重要外来刺激,英美间大国关系一度紧张,类似今天所论“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历史发展表明,美国顺利实现海上崛起,并未发生英美战争对决｡当前中国面临的南海局势体现出一定的历史相似性,但是中国不会走上个世纪美国在加勒比海扩张霸权的老路,在规避风险和抓住机遇的同时中国需要周密决策,有效行动,走出自身海上崛起之路｡

《五国防务安排》是东南亚附近海域海上安全合作机制中颇为独特的存在,其诞生最初是为了维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防务作出的过渡性安排｡近年来,随着区域安全形势的变化,该组织通过机制建构和军事演习的不断更新与升级,增强了各成员国的军队的联合性､军备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有力地保障了南海航道安全｡同时,该组织在实践中与地区内其他安全合作机制相辅相成,利用军事安全工具实现非传统安全目标,为各国在东南亚海域进行安全合作提供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在维护南海海上安全,尤其是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加拿大对北极群岛水域的历史性权利主张构成了它在国际法上国家实践的重要内容，而贯穿于这一实践过程的两条主线分别是海洋法上的历史性权利和领土法上的历史性权利。前者着眼于加拿大通过立法活动对北极群岛水域行使主权或者主权权利，以及其他国家对这一行为的默认；后者立足于土著居民通过与加拿大签订领土转移协定的方式向加拿大移交北极陆地、水域和冰封区域，以及加拿大对土著居民长期占有行为的继承。由海洋法视角下加拿大主张的瑕疵和领土法视角下加拿大主张的成立，可以看出特殊的国家实践对历史性权利的构成以及对国际法发展的重要影响。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转入“ 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亦同步性地进入新常态阶段｡尽管如此,“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合理继承了其原有的基本内容和战略目标,并展示出独特的内涵与创新｡“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更加强调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引领” 地位,并在更高水平上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坚持多元化的实施路径,进一步拓展经济合作的半径与渠道｡基于此,“新常态”中国经济外交积累了新优势和新动能,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更为丰富的公共产品｡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其自身的实效､如何将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转变为务实的政治影响力是中国经济外交亟须解决的重要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