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海洋问题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问题，海洋战略决定着国家海洋事业的兴衰成败。1949年以来，中国的海洋战略经历了从以“生存”为底线的海洋认知，到以“发展”为基调的海洋政策，再到以“强国”为战略目标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以“建设海洋强国”为核心内涵的海洋发展战略。中国正处在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机遇期，既有良好环境和基础，也有风险和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促进中国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转变，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的重要一环。

同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法国近代海权形成过程对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7世纪初，应法国建设强大海洋国家的时代需要，法国首相黎塞留提出并践行了独具特色的海权思想，其海权思想主要体现为系统的海军战略思想和海军战略理论，内容涵盖对海上力量的认识、海上力量的建设和海上力量的应用等三个方面。黎塞留海权思想直接指导了法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实践，推动了法国作为传统大陆国家的传统海洋观念和国防理念的更新，为法国乃至世界海军战略的发展提供了启示。黎塞留海权思想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由传统陆权国家所提出的系统的海权思想，其内容不仅对其他“滨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破解其自身“在海权发展上面临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启示，也为传统海洋强国提供了参考。

特朗普政府用不到12个月时间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试图对其内政和外交政策做出系统全面阐述。报告始终贯穿特朗普“美国第一”思想，强调国内各领域协调发展，把中国和俄罗斯看作是现有国际体制的“修正主义者”，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当成其主要安全挑战。本文分析报告快速出台的原因，评判“美国第一”安全战略的来龙去脉，认为经冷战后20多年的演变，美国正回归大国政治轨道，中美博弈进入新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

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造成了重大打击。历史上，美国的气候政策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特朗普的上台更是扭转了奥巴马政府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政策，从废止清洁能源计划、退出《巴黎协定》和回归传统能源政策三个方面导致美国气候政策的全面倒退，再一次反映出美国气候政策的“周期性”和“易变性”。我们有必要对特朗普政府退出决定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系统性解读。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三个不同层面和发展趋势综合考量特朗普政府气候决策调整的动因。同时从国内气候治理、《巴黎协定》走向和全球气候格局等几个方面来理顺其政策影响的延展逻辑。本文提出在现有的美国政策环境下，中方可以加强同美在传统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能源市场和全球天然气市场、绿色金融、气候融资等方面的合作，维护中美气候合作，积极寻求全球气候制度性权力，维护和提升中国在气候领域的利益和诉求。

“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思考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产物。它既是中国关于自身角色的自觉与自信，也是对“中国向何处走”的初步回答。新型大国关系以追求可持续和平为核心目标，坚持以实践为导向来调和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近五年来的实践表明，新型大国关系满足合目的性与合理性的双重要求，而且其必要性与可能性已经得到初步的验证。作为超越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新生事物，它必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美两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两个关键角色，在其变革过程中负有特殊责任。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既有合作机遇也有结构性矛盾。中美关系的走势不仅直接影响两国政治经济发展，也深刻影响全球治理及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与进程。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良性互动，既有助于中美关系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作为一个新事物，“一国两制”给予了主权规范诸多创新，但却一直没有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应有重视。规范创新依赖于具有创新精神的个体，但更是该个体适应特定国内外环境的产物，是其基于自主性目标与结构多维互动的结果。对“一国两制”深入的“结构-进程”分析表明，“一国两制”对主权规范的诸多创新虽然闪耀着邓小平个人的智慧，但更是中国政府与国内外社会展开的双向争论与规范创新的成果，是中国政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精神的体现。这一规范创新的伟大成功不仅彰显了中国对现代主权规范的中国智慧，而且必将为“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设计提供关键启示。

“一带一路”倡议尽显中国智慧，作为一项极富创新的理论体系，需要理论探索与实践加以完善。针对学界及舆论界对“一带一路”倡议所存在的认识误区，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带一路”倡议既不是复兴陆权，也不是争夺海权，而是实现海陆平衡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既不是恢复明朝的册封体制，也不是中国式的全球化，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冀能引发学界对“一带一路”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与讨论，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

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是新时期我国开展“一带一路”海上合作的重要构想。在北极气候变化和影响外溢的背景下，各利益攸关方间逐步形成“复合相互依赖”甚至“衍生性依赖”状态。从广义区域治理的视角看，俄罗斯和中国在战略、需求和环境驱动下构成了对航道开发合作目标、角色和利益的“主观认同”，并演化为顶层设计、部门议程、知识先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上的“行动趋同”。但与此同时，《极地规则》出台后涉及的国内法协调，北方航道主权归属问题和过境运输需求的波动性可能成为航道开发合作的制约因素。

本文介绍了“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出现的几次重大变化，探讨了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巨大挑战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分析了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提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所需满足的几个前提条件，并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计划；加强与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