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持续快速崛起，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利益挑战、认同挑战和影响力挑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展出“共同发展、共执命运、共享尊严”理念作为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指导思想，并以正确义利观与伙伴关系建构破解利益挑战，以对发展中国家“战略再保证”网络建设化解认同挑战，探索能力—权力转换机制消解影响力挑战，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迈向新的台阶。展望未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理念和实践必将随着中国自身、发展中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推动中国特色发展中国家外交理论和实践迈入新时代。

2017年9月“雪龙”号科考船在执行环北冰洋科学考察任务期间，成功完成中国船舶对北极西北航道的首次过境航行，对加拿大涉及西北航道的相关法规，特别是航道准入制度和过境通行申请、冰区领航员制度、航路路径规划等具体规则进行了实践，为未来中国船舶利用西北航道开展科学考察和商业航行积累了丰富经验。现阶段，受制于航行自然条件、领航和破冰服务的经济成本、航道沿线薄弱的基础设施和应急反应能力以及加拿大对于开放航道的顾虑，西北航道过境通行数量长期维持于较低水平，其未来发展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航道沿线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中国与西北航道主要沿线国加拿大的合作应以增进了解、建立互信为基础，以科考合作为先导，利用中国的投资意愿和技术优势在航道沿线矿产和油气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打开合作面，通过赋予西北航道资源“溢价”带动航道的有效利用。

防务外交是国防部门官员、智库和相关军事机构通过讨论和处理各方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为提升国家间军事与安全信任和信心，而采取的外交政策与行动，对于促进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东盟防务外交取得了较快发展，建立了多轨防务交流与沟通机制，促进了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也为东盟确立在东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防务外交在双边和多边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双方在政策规范、议程制定和议题选择上加强沟通协调，为促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基础。

技术转让的国家意愿、转让价值以及联合安排共同决定了深海技术商业化的发展趋向，但也因转让商业条件不正当、交易信息不对称以及联合企业安排效果不佳而面临机制失灵。因此，以实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深海技术转让的合理规制为目标，通过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与商业条件公平合理、合理公开深海技术交易信息以及有效受让联合企业内的深海技术等方式，寻求破解困境的进路。当前中国应以参与《“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制定为契机，积极倡导相关立场主张，确保实现国际合作公平分享深海底矿产资源权益。

国际海运关系是国际关系的组成部分，海运实力、权力基础、制度安排是探究海运与国际关系有机互动的三个重要维度。战后初期，凭借结构性权力优势以及强大的海运实力，美国确立了国际海运领域的主导地位。其中，方便旗模式是美国主导国际海运的实施路径，集装箱革命是美国主导国际海运的技术支撑，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的建立则是美国主导国际海运的制度安排。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深化，海运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更加突出。因此，探究美国国际海运主导地位的建立轨迹及其变迁，对于理解国际海运秩序的演进以及海运强国的生成，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