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国际合法性既关系到保护行动能否得到东道国的支持，也关系到国家声誉。该语境下的合法性应是指国际正义观念符合性而非法律规则符合性。国际正义观念具有时代性、相对性、建构性特征。时代性是指国际正义观念随时代发展而变迁；相对性是指各国正义观念存在差异，国际社会对不同国家的合法性期待也有差别；建构性是指国际正义观念常常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大国所积极建构的。中国海外利益保护机制的国际合法性建设应充分了解和回应国际正义观念的上述特征，具有时代应变性，体现当代价值；弥合国家间正义观念的鸿沟，并选取与本国国际身份匹配的正当性标准；同时不能止步于对国际法的文义解读，而要将实践经验理论化，塑造国际正义观念。

本文主要考察中国古代的天下秩序对思考当代世界秩序的积极意义。在分析意义上，古代东亚的朝贡体系所蕴含的和平秩序是一种替代征服性帝国的国际关系模式，其中值得借鉴的原则包括：文明吸引力、制订合法性标准、非战原则、自愿原则、以经济实力支撑政治秩序。同朝贡体系一样，现代国际关系也会孕育事实上的权力等级、经济与安全上的依附，但这些关系并不意味着与主权平等原则相冲突。

目前对冷战后越南海上力量发展动因的分析并不全面。需要结合认知与执行两个层次的因素进行更充分地解释。从认知层面来看，中越之间的历史记忆强化了越南的威胁认知，推动越南诉诸扩张海上力量来制衡中国。从执行中产生的激励效应来看，越南海上力量可以在执法冲突或有限武装冲突中发挥威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抗中国的南海维权。与此同时，越南海上力量发展也受到国际环境的激励，美国的支持和中国的克制政策，导致越南海上力量发展在受到地缘政治环境正反馈的同时，避免了经济发展环境出现消极反馈，为越南扩张海上力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杜特尔特政府上台以来，积极调整菲律宾的南海政策。这是菲律宾内政外交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基于菲律宾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务实理性选择。杜特尔特政府的南海政策仍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国内政治压力、大国平衡压力以及对待南海仲裁结果的实用主义。杜特尔特政府的未来南海政策走向和发展前景，则与菲国内政治发展态势、美日对菲关系发展态势以及中美菲三方关系的互动态势密切相关。中国需要审慎评估相关态势发展动向，以便及时做出预案。

作为人类的资源宝库、最大的运输通道以及沿海国家的战略缓冲区，海洋对人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对海洋的研究多关注国家的海洋综合实力，很少涉及国家的海洋依赖性，更鲜有关注两者的协调情况，因而难以对海洋综合实力的走势做出科学的预估。为此，本文以中美两国为研究对象，构建国家的海洋依赖性和海洋综合实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两者的耦合分析模型。结论如下：①国家的海洋依赖性方面，美国近十年逐年下降，中国逐年上升并在2010年超过美国；国家海洋综合实力方面，美国处于较高水平的稳定状态，中国起点低但发展快，与美国差距不断缩小。②十年来国家的海洋依赖性与综合实力耦合程度的降低限制了美国海洋系统的发展，美国已进入海洋战略的收缩阶段。③中国海洋依赖性和海洋综合实力形成良好的耦合关系，对提升国家的海洋影响力和海洋依赖的安全程度是有利的。

丹麦在北极事务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是冰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格陵兰是丹麦王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地理依据，以及实施北极战略的基石。如今，格陵兰成为一个内政完全独立，只有防务、外交事务暂由丹麦代管的过渡性政治实体。丹麦2016年出台的《变革时期的丹麦外交与防务》和《国防部未来在北极的任务》，强调了丹麦王国作为“北极超级大国”的地位，标志着丹麦北极战略从温和保守向主动进取转变。丹麦北极战略的转型，既是北极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更来源于丹麦王国内部的分裂危机。抓牢格陵兰这一战略锚点，坚持“丹麦王国是不可分割的单一行为体”，是丹麦北极战略的奠基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系统管理和海洋综合管理的思想逐步成为海洋管理的主流，并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本文概述了当代西方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理论及主要国家的管理实践，总结了当前中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同时，本文梳理了海洋及海岸带综合管理理论及其演变，以及相关的实践内容，回顾了中国海洋综合管理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系统管理和海洋综合管理进行了比较分析，初步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