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文在寅2017年提出“新北方政策”及其落实措施“九桥战略”，旨在加强与俄罗斯在远东和北极地区的合作，开拓新的能源资源基地，打造连通韩国与俄罗斯、欧洲的战略走廊。北极航道和“勒拿河走廊”因此成为这一政策的主轴。韩国的主张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呼应，两国务实合作快速发展。韩国同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展开了包括“民心相通”的全方位外交。“新北方政策”和“九桥战略”高度关联中国利益。韩国在对俄北极外交，特别是在勒拿河走廊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值得研究和借鉴。

目前，东南亚地区呈现出多种安全合作机制共存之局面，一方面各种安全机制越来越朝着多样化、板块化以及专业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安全机制间的边界又越来越模糊，并呈现出交叠、竞争的趋势，形成了“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现象。该现象主要表现为机制多元化、机制复杂化和机制间的无序—竞争化，而权力失衡、利益分化以及认同削减是造成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碎片化的主要原因。同时，碎片化降低了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化水平，加剧了安全合作机制的复杂性，削弱了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性，从而对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造成了严峻的挑战。故此，中国应通过成为东南亚安全治理架构的“议程设置国”，并积极推进亚信会议进程以促进地区现存安全合作机制间的协调，努力提高东南亚安全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支持以东盟为核心的综合安全合作机制，特别是积极参与并支持“东盟中心”的区域间主义动议与行动，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以确保东盟在东南亚地区安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受美苏两极格局影响，冷战时期美印海洋合作发展不畅。进入21世纪，美印海洋合作逐渐驶入深水区，取得一系列成果。在身份认同基础上预设共有目标、维护印度洋航线安全、平衡中国等助推美印海洋合作持久发展。目前美印战略界在推进海洋合作方面已达成基本共识，并有日本、澳大利亚等积极“牵线搭桥”，故而近中期美印海洋合作将进一步发展。这将对地区安全走向造成影响，一方面会加剧印太地区海军军备竞赛，使海洋热点问题持续发酵；另一方面将增加中国的不安全感，使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对中印关系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近年来，印日双边关系升温，正走向“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安全、防卫、军事信息共享等各领域都加强了新合作，并夯实提升了经贸关系。印日关系的新发展势必会对地区稳定与和平产生深刻且复杂的影响，深入分析两国关系提升的动因及发展走向，将有助于我们审慎预判区域发展局势，有效处理相关国家关系。印日加强合作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高度相关，既出于经济发展需要，也有战略上相互借力之考虑。当然，由于战略目标认知差异等种种限制性因素，印日合作未来也存在着诸多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性公共产品供需的巨大缺口及“私物化”倾向日益阻碍全球经济的发展。在欧美各国自顾不暇并逐渐减少公共产品供给的背景下，中国正在日益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一带一路”的提出者，也是践行者。我们可以把服务于“一带一路”特定区域或跨区域，其成本又是由区域内或区域间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机制或制度，称为“一带一路”公共产品。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新时代崇高而值得追求的战略目标，那么提供“一带一路”公共产品就是在新时期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极其重要的步骤。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优质公共产品。

2012年三沙设市后，开创性地推动了各项建设与发展事业。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地理、人口等方面的复杂因素，目前在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方面依然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尚无法满足自身的发展诉求与维权的战略要求。有鉴于此，需要在机构设置、职能强化、组织管理、支部建设、人才吸纳等方面不断进行优化与完善，全方位夯实三沙基层政权的组织根基与载体，多层次构筑政权高效运转的内外架构与机制，进而有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大洋洲地区各国反应热烈，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已先后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倡议合作谅解备忘录。澳大利亚既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地区的重要区域大国，却在对待“一带一路”倡议上迟疑不决。澳大利亚国内对于是否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较大分歧，一方面，有分析认为这能为澳大利亚带来新的经济利益，不能错失这个重要商机；另一方面，不少分析认为这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重大战略布局，是对美国在亚太区域主导权的挑战，如果澳方积极响应，将进一步挤压美国的战略空间，作为长期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澳大利亚，应该审慎地把握加入以后带来的战略后果。基于澳大利亚的这一反应及其背后的复杂原因，中国化解澳大利亚疑虑的基本思路应为：以“命运共同体”为纲领，力求融入现行的国际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遵守现有的地区秩序，尊重澳大利亚在大洋洲地区秩序的角色，使“亲诚惠容”原则与中澳关系相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