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文明观将立足自身、观照世界的文明发展普遍要求内化其中，也融入兼容并包、胸怀天下的中国话语，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超越。这一文明观遵循人类文明共性与民族特性辩证统一的本体逻辑，坚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自觉，也是对文明价值凸显与文明冲突加剧交织影响的现实回应。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目标，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基本原则，以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为重要动力，以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实践路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担当，对于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加强全球文明治理、开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路径都具有重要意义。

海洋属性是印太地区地缘战略价值的重要体现。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推动下，“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倡议以强化东南亚、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屿海域内的信息收集、分享以及沿岸国家能力建设为目标，兼顾规范地区海洋秩序的长远考虑，体现出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思维和美国主导、盟伴配合的特点。随着具体项目的实施，四国正在将尖端技术应用于印太海域的动态感知，并通过创新型合作方式向更多伙伴国传输和分享数据信息，加强在信息分析、海洋执法和军事协作能力建设方面的协调合作。该倡议对于地区海洋权力格局变迁、印太海域秩序建构和中国海洋活动的影响也逐渐显现。未来，该倡议的拓展性与局限性并存，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反向印证了印太海洋的安全与稳定有赖于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而非指向性明显的某种倡议或小集团式安排。

规划和建设东盟层面的地区安全力量是东盟国家所追求但至今却仍未被有效推动的议题。过往研究主要基于“东盟方式”、国家能力以及大国影响等单一因素来解释上述现象，却无法提出一个可供检验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为什么东盟迟迟无法推动安全力量这一机制安排的规划与建设？基于东盟情况，本文认为影响东盟国家有效推动安全力量规划与建设的因素有三，即：东盟内部领导权的确立、东盟区域韧性的外部效度以及东盟国家域内安全需求的集群性。这三个因素的影响是复合型的：东盟领导权模糊不清、东盟区域韧性的外部效度较低或域内国家安全需求集群性低，任一情况的出现都会使东盟安全力量的规划与建设陷入困境。通过对东盟安全合作发展历程的阶段性分析，本文证实了上述三种因素对东盟安全力量规划与建设的复合型影响。除了尝试在学理上提出分析东盟安全力量规划与建设困境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对深化中国与东盟的高质量安全合作、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可行建议亦是本文的题中之意。

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重构印太地区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以削弱中国的工业能力，并提升美国及其盟国对全球关键矿产市场的利益攫取能力。这一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布局有以下特征：基于双边合作的机制嵌套、基于地缘政治逻辑的遏华倾向，以及美国主导的行业“标准”与规则塑造。美国在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布局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盟伴之间存在利益诉求抵牾、美国对地区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意愿与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不足，以及美国试图动员地区国家协同其对华地缘政治博弈与地区国家寻求战略自主存在矛盾等。美国试图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关键矿产海外供应风险，对中国矿企在地区国家的投资项目以及中国的产业链地位造成负面影响，但中国与地区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合作态势、产业合作效能等因素，也将在减缓此类负面冲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渔业补贴是各国支持渔业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其引发的过度捕捞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各方关切。2022年6月17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渔业补贴协定》，这是20年来国际渔业补贴谈判的重要成果。作为第一个旨在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WTO多边协定，《渔业补贴协定》通过减少具有破坏性的捕捞补贴，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在未来前景方面，《渔业补贴协定》为全球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模板，WTO成员在推动该协定最终生效的同时，还将对未决问题继续开展谈判。对于中国而言，实施《渔业补贴协定》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助于我国实现渔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主动参与全球渔业治理、积极参与WTO有关贸易和环境议题的讨论。中国应积极履行协定承诺，并建设性地参与未决事宜的谈判，提出符合自身核心利益的提案。

随着深海科技与装备的快速发展，为全维度控制海洋和打赢未来海战，美国等西方军事强国利用现有深海国际军控机制的滞后，加快构建深海作战力量，企图将大部分处于“公域”状态的深海区域打造成新一维战场，以谋求制深海权和以深制海，并占据深海资源争夺的主动权，由此导致全球深海区域军事化发展加速。而全球深海区域军事化发展加速，又将反过来推动深海科技的飞跃，进而带动国家海洋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拓展国家发展空间。同时，深海军事化发展加速，也将使深海区域呈现军备竞赛趋势，提升大国战争的爆发风险，违背国际海洋法关于和平利用海洋的基本原则精神。由于经济成本投入巨大，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风险高，同时深海区域地理生态环境极其恶劣、脆弱，全球深海区域军事化发展加速也将面临诸多制约和挑战。

海底电缆作为关键基础设施正成为大国关注焦点，是分析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动向的新视角。海底电缆贯穿了大国竞争历史，美国多次借助其打击对手。海底电缆扩展了大国基础设施竞争维度，具有“发展—安全—技术—空间”四重。海底电缆缺乏有效监管，更容易面临风险。美国对华海底电缆竞争主要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同时希望通过海底电缆打压中国企业并压缩其市场份额，维护技术主导地位和深海霸权。美国对华海底电缆竞争的操作路径包括迫使海底电缆中止或强制绕道中国，联合盟伴将中国企业排除在海底电缆市场之外，限制海底电缆技术出口中国，并发展进攻性水下能力打击中国海底电缆。美国对华海底电缆竞争会导致数字领域的“二元格局”，加大全球数字治理难度，不利于印太地区国家改善连通性和当地企业成长，更会弱化中美战略稳定性，提升深海意外事件的发生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