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对“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述明显呈现为它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念与战略的升级版或2.0版。这不仅表现在它被明确纳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宏大体系之下，也体现在它的三个内容层面或维度（核心理念、话语体系与制度构想、战略举措）的更加完整清晰。因而，从现在起特别值得关注的应是这一理念与战略在现实实践中的贯彻落实，尽管这绝不意味着对它本身的理论探讨就不再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系统性国际关系理念与战略的成功实施，所需要的一个前提性条件是它的至少上述三个内容层面或维度的完整性和相互间契合性。而具体到自然生态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积极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基础性方面是努力传播、示范与营造一种全球资源环境安全（共同体）文化。

 美国、泰国海洋安全合作内容较为丰富，对此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较高的学术价值。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其发展受到两国政局、两国利益、国际格局等因素变化的影响。美泰海洋合作早期以贸易为主，冷战开始后，美泰缔结同盟，两国海洋合作变为以安全为主。一直到21世纪初，双方海洋安全合作关系时好时坏。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1月开始执政后的8年里，美泰海洋合作升温，内容比较丰富，涉及海洋的诸多联合军演是两国开展海洋安全合作的主渠道。不过，在此时期，美泰海洋安全合作再次受到泰国军事政变、泰国独立外交政策等因素影响。2017年1月美国特朗普总统执政后，美泰同盟关系及两国海洋安全合作有所恢复。未来，两国对彼此的安全需求仍较大，海洋安全合作总体将向前发展，但亦有制约因素。美泰海洋安全合作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并不直接和紧迫，但对 “一带一路”建设仍有一定安全压力。

 美国对东盟政策是影响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进程的重要变量，对其政策走向的研究，是保持东亚一体化良好局面，维护周边稳定合作大局的一项重要研究议程。奥巴马时期，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驱动下，美国加强了与东盟关系，试图以东盟多边机制为着力点，主导东亚区域一体化与合作进程，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然而，这一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新政府对东盟政策出现变数，在参与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进程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兴趣可能会减弱。但从美学界讨论、官方文件、政策实践方面来看，美国不大可能改变已有的亚太战略目标，在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方面，余地也比较有限。这意味，美国参与东盟区域合作议程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随着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实施和知识产权强国进程的快速推进，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我国的身份定位。通过对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的基本情况与主要特点进行梳理和总结，对影响我国国际知识产权政策的主要因素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的角色定位和立场选择。认为在国际知识产权秩序构建中，我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的追随者，不适宜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不应该充当坐享其成者，我国的最优选择是积极协调者。

本文从全球海洋治理供给现状入手，结合治理困境和挑战，基于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分析蓝色伙伴关系及相关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对全球海洋治理的贡献。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面临来自生态环境恶化、人类用海强度增加和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的严峻挑战，受到不利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治理能力和水平无法匹配不断增长的治理需求。面对复杂的治理问题和碎片化的治理行动，伙伴关系，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成为构建国际、区域、国家、地方多层级联动的，政府、非政府主体积极互动的一体化海洋治理的关键途径，是补充、联合和加强政府主体责任和政府间主体责任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提出的蓝色伙伴关系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具体务实和互利共赢的特点，符合国际可持续发展潮流，与全球发展纲领文件《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理念和精神高度契合。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是在海洋这一全球治理的具体领域践行构建全方位伙伴关系总体思路的有力举措，也是促进在海洋领域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全球海洋治理联合行动的重要途径。

全球海洋治理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全球海洋治理困境集中体现为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不足、分布结构失衡及使用不尽合理等三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和规制之间未能形成高效协调的运转机制。应对这些困境的根本之策在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共同承担起供给、监督和管理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海洋大国，应当扮演好供给者、协调者和完善者的角色，为消除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贡献出中国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国务院最近批复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了“为逐步探索、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体系打好坚实基础”的发展目标。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到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虽然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都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建立现代开放型营商环境为目标，但是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自由贸易试验区强调可复制、可推广，着重于“二线渗透”，为全国性政策制定探索铺路，而自由贸易港则强调“一线放开”，构建货物、服务、资本和人才的汇聚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着重“在岸”业务的开放，自由贸易港则争取“离岸”业务的突破。因此，自由贸易港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全新事物，尤其是在与“一带一路”倡议关系、自由贸易港定位与分类、自由贸易港的法制建设以及自由贸易港的辐射效应等重大问题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思路、明确目标，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推进举措。

 伴随着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中国-东盟经济关系已迈入新时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东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东盟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点地区，是“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的合作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聚集地。当前，中国与东盟可以逐步实施“一带一路”与东盟共同体蓝图、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各国“工业4.0”的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

 南太平洋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和重点方向。南太平洋地区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之一，南太平洋岛国具有典型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属性。近年来，美国强调重返亚太，澳大利亚试图巩固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台湾地区试图扩大其在该地区“邦交国”的影响等，该地区各方博弈态势加剧。考虑到南太平洋地区小岛屿国家的特殊性和各方在该地区的博弈，“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实施应充分发挥多边外交和首脑外交的作用；重视援助效果评估，实现精准援助；加强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促进海洋与环境合作。中国应通过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与合作，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蓝色伙伴关系，共建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