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优先”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执政理念，迎合了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群体的世界观和利益诉求。“美国优先”的逻辑出发点是振兴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对内，通过鼓励制造业回流、加强边控修复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各项国家职能；对外，通过调整国际经济、同盟制度，打压“修正主义大国”、“流氓国家”和“跨境威胁团体”，为重振美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特朗普政府也因此对美韩同盟进行了一次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调整。制度层面，特朗普政府要求重修《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分配防卫义务；国际行为体层面，特朗普政府希望韩国加入“印太战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同时要求韩国配合“极限施压”政策迫使朝鲜弃核。特朗普政府在大部分议题领域都实现了既定政策目标，并以美韩同盟再调整为筹码，向其他谈判对手施压。但是，上述调整也加剧了同盟内部的不平衡性，削弱了同盟的道义基础，暴露了两国在同盟未来发展方向上的分歧。

自2010年日本政府放宽对华签证以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基本呈现大幅攀升趋势，2015年后一直位居外国访日游客首位。大量观光客的访日一方面对提振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也极大改善了日本在中国游客心目中的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公共外交成效。本文以公共外交为考察视角，首先对日本对华“观光外交”性质及模式进行界定，提炼出三类公共外交模型，并结合该外交行为的实施过程与方式，考察了其对近年来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上升趋势的影响。其次，本文探究了“中国赴日游客数量”与“中国民众对日好感度”二者间的关联度，及其对日本国内经济发展与“地方创生”战略的积极推动作用。最后，本文基于日本“观光外交”的相关经验，从前期准备、实施模式以及效果互动三个方面对中国公共外交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对未来中国开展新型大国外交、提升国家形象有所助力。

21世纪以来，世界能源体系发生了双重变革。其中，以页岩油气开发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革命缓解了能源市场紧张的供求关系，并使得油气资源的供应日益多元化；在政策引导与技术进步的影响下，可再生能源产业也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已经开始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进程。从能源替代的角度看，这双重变革间存在着竞争性与矛盾性，但若考虑到更多的现实性因素，并从能源政治经济学等更广的角度看，两者则具有互补性与统一性。国际能源体系的双重变革对各国能源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美国决定恢复对传统能源产业的扶持，而德国则仍坚持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在高碳能源结构仍将持续、能源峰值尚未到来的情况下，中国应采取以保障能源安全为核心，兼顾环保的能源转型思路。在具体的实施层面，中国应注重能源转型战略设计的整体性、前瞻性以及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连续性。此外，还应推动能源外交的升级，通过加强能源制度性权力与输出能源开发能力，力争成为此轮国际能源转型的重要引领者。

南海《更路簿》是历史上海南渔民长期海洋实践的产物，属于渔民的集体记忆，具有文化整体性的特征。南海《更路簿》在经历了一系列遗产技术的改造以后，逐渐变成一种主张国家海洋历史性权利的社会记忆和认同政治的符号象征。伴随渔民群体自身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形态变迁，《更路簿》所承载的海洋情怀、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面临消失的危险。《更路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与传承的核心应在于遗产持有者群体的历史记忆与遗产认同。《更路簿》的保护传承工作应充分发挥渔民的主体性，为渔民重建一个包含多元表述的记忆社区，赋予渔民集体记忆更加鲜活的生命力，让渔民在真实的文化空间和海洋实践中自觉传承《更路簿》。

对华战略博弈的政治需求、提升英国在亚太影响力的安全需求、彰显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心理需求，共同构成了英国干涉中国在南海维权的主要动机。英国通过中英战略对话对中方立场进行外交试探，利用香格里拉对话会了解各方政策走向和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并可能借助同盟友的合作既实现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又避免过分刺激中国。此外，五国联防组织的存在构成了英国驻军亚太的法理基础，七国集团则为英国在南海搅局提供了机制保障。中国应冷静观察和分析英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各种动向，在坚决反对英国成为南海问题新的域外国家因素的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利用英国分化西方阵营。

全球经济格局转换之下的中国，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作为中国走出去的重要资源和平台，正在成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举措。由于缺乏战略视野，中国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普遍存在资源浪费、效率不足、国际舆论不理想等问题，对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作用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国际形势日益复杂，驱动中国在国际责任与发展需求之间进行更加宏观的统筹协调。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境外合作区建设与对外援助，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全球发展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尚未从战略高度进行协同考虑，不但各自的推进遇到瓶颈，也大大弱化了作为重要外交举措的作用。基于境外合作区与对外援助目前的困境，结合二者自身的战略溢出特性、借鉴协同论的相关论点，本文建议未来二者在资源、行动和机制等角度加强战略协调，一方面为中国走出去大战略的落实开创新的思路、汲取新的经验，另一方面尽可能最大化地维护国家海外利益。

2017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Boungnang Vorachith)。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决定以中老铁路为主轴，共同建设起于中国昆明途经中老若干重要节点地区，抵达老挝南部沿线的中老经济走廊。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既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有效对接，又是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关键环节，具有先导和典范作用。新时代，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必将成为两国全面合作的新亮点，强化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基础。如何深刻认识和有效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