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带一路”倡议，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解读和探索。从国际法的视角审视，“一带一路”可以被视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国际法治领域提出的新思维、开创的新道路、作出的新探索。它代表着中国在国际法律制度领域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被动式的应对思维，初步形成了主动式的推进思维。同时，“一带一路”借助原有的规范制度进行发展的方式，意味着中国会坚持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展开一种“非体系化”的探索。而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内容上，中国将推行国际关系的一种新文化，具体表现为改革以往实力界定收益的逻辑，对于相关国家的主权和内政予以充分的尊重，从国际法文化的角度推进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共赢。

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系统工程，是“一带一路”法治建设中极为关键的一步，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大资源，需要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良性互动，需要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与内国司法的相互配合。构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既要立足于现有国际上多边性、区域性、双边性争端解决机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商建立创新性经贸争端解决机制，又要充分运用内国司法机制和商事海事仲裁机制，形成一套多层次、立体化、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争端解决格局。

亚投行自筹建以来，就引发了各界关于其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体系会产生何种影响的广泛讨论。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系“互补而非竞争”的关系，然而关于两者间负面关系的不利论调依然存在。经济问题政治化考量的担忧固然荒谬，但出于竞争力比较的顾虑却应给予必要关注，澄清双方不存在逐底竞争等恶性关系。在良性关系的建立上，美、日等经济体的缺席对亚投行的影响有限，亚投行可以借鉴和采纳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体制的先进经验，在资金、经验和能力、信息和知识、人员和办事机构等方面相互补充，构建共益发展的新模式。在恶性关系的消除上，鉴于国际协调仍具有阶段局限性，亚投行可主动构筑逐底竞争“防火墙”，并通过自我提升来消除外界对逐底竞争的顾虑。

在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积极推进同南亚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背景下，印度莫迪政府主导的“孟不印尼”（BBIN）次区域合作的战略诉求与政策取向值得关注。从发展的视角看，作为追求地区影响力的工具，印度的目标并不限于“孟不印尼”，地区内形成“BBIN+2”，跨地区以BBIN为纽带有选择地强化与其他倡议对接，将是印度未来的政策方向。地理上的接壤成为中国推动参与南亚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动力，然而地缘政治因素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倡议与“孟不印尼”次区域合作对接的前景。为推动中国与南亚次区域合作的有效对接，需要在合作理念和参与途径等多个层面加以规划。

世界经济在过去近十年的复苏进程中，展现了结构深度调整、格局持续变化、反全球化力量空前高涨、全球经济治理艰难转型的新态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恰逢其时：一方面，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将助推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另一方面，推进互联互通合作将塑造亚欧经贸大格局。值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如何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占领“一带一路”建设的话语权和制高点，是中国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在两大时代议题的引领下稳步推进：一是共同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二是努力践行新型全球化。只要在这两个议题上取得广泛共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能势如破竹。

本文从油气产业链视角测度和比较了“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油气贸易竞争力并评估了其合作位势。研究发现：中国和印度等油气进口大国的产业链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合成纤维等下游环节，主要油气出口大国持有原油和天然气贸易竞争力，但在合成纤维等下游环节缺乏竞争力和比较优势，通道国的不同油气产业链环节竞争力都很弱，中等油气国家在油气产业链环节中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也不突出。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油气产业链合作位势在原油和天然气品类最高，在中国对“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的合成纤维和合成树脂品类出口中也较高，但“一带一路”主要国家有机化学品和合成橡胶品类竞争力和合作位势较弱。“一带一路”油气产业链合作应加强聚焦各国间的竞争力互相嵌入和比较优势匹配。